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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富豪阶级和朝不保夕者之间收入与财富的差距；这分明是权力和影响力的鸿沟。除了拥有大量媒体，富人们也越来越能干预本就有名无实的民主进程，而且将手伸得很长，并不止步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移居国施加影响。而另一方面，朝不保夕者则感到无能为力。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很低，更缺乏政治热情和投票意愿，民主也因此越来越式微，日益商品化。长此以往，一些东西早晚会被彻底丢弃。

对很多朝不保夕者来讲，他们在任何时候从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渴望的身份认同或生活满足感的来源。

面对这种落井下石的风凉话，朝不保夕者的反应更有可能是咬牙切齿地忍气吞声。

异化源于人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不是为自己而做，也不是为赢得尊重或欣赏而做，只是在奉命行事，为别人而做。异化是无产阶级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以系统性经济不安全和焦虑为特征的社会中，妖魔化更容易发生。不安全感让某些人更容易利用恐惧的情绪，在“未知的未知”上做文章，花钱请视觉语言艺术家来刻意创作和操弄一些影像。人们心中的恐惧叠加在一起，引发了真正最应该害怕的危机。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知识、经验和学问的社会已经回不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是被社会建构的，人们快速吸收浅薄的观点，追求群体认同而非原创性与创造力的社会。

数字化的世界并不尊重沉思或反思；它能带来即时的刺激和满足，迫使大脑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短期决策和反应上。虽然这的确有些好处，但却牺牲了“识字的头脑”和个体独立性。

在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经济衰退加速了朝不保夕群体的壮大。因为有了更多的临时工和其他不受保障的劳动者可以雇用，企业在衰退的第一阶段就有了更大的裁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