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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果死亡，那将是被谋杀的那些没有认真阅读或理解麦克卢汉著作的人会认为，视听替代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较之已故的文学或其他表现手段，视听本身拥有同样多的创造力。这不对……问题不是式样的比较。替换不是发生在笔头文学与视听之间。替换发生在（无论是视听的还是文学的）创造力与制服权力之间。如果文学不能维持其创造的条件，很难相信视听就能够拥有其创造的条件。

福柯认为历史将我们禁锢和限制起来，历史不说我们是什么，而说我们正在与什么有所不同，历史不建立同一性，而是驱散同一性，以利于与我们不同者。总之，历史是将我们与我们自身分离的东西，是我们要考虑自身而必须跨越和穿越的东西。

再者，思想是能，即拉紧力量的关系，条件是：理解力量的关系并不归结为暴力，而是构成建立在行动基础之上的效力，即行为，如“激励，促进，转椅，变易或变难，扩大或限制，变得更可能或较少可能……”这是作为谋略的思想。

我如何看待我所写的著作。我属于在不同程度上被人用哲学史所谋害的最后一代人。学史在哲学上行使着明显的镇压职能，这就是狭义的晢学的俄狄浦斯：“只要你没读过这个或那个，没读过关于这个的那个和关于那个的这个，你就不敢以你的名义讲话。”

费利克斯将文字视为一种载有各种事物的精神分裂流；而我觉得有趣的是，一纸文字四处泄露，却又严实得如同鸡蛋。

哲学不是权力，因而不能与那些权力作战，但是它也进行着一场没有战役的战争，一场反对那些权力的游击战。哲学无法与那些权力交谈，同它们无话可说，无可沟通，哲学只能同权力谈判。由于那些权力并不仅仅满足于停留在外部世界，还渗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通过哲学不断地同自我进行谈判和游击战。

是的，之所以在战争结東时，新现实主义出现大的断裂，正是因为新现实主义记录了感觉运动图式的失败：人物对令其无所适从的情境不再“知道”做何反应，因为那情境太可怕了，或者太美了，或者太令人不知所措了…于是诞生了新一代的人物。但是特别是诞生了电影影像时间化的可能：这是纯时间，是一些纯状态的时间而非运动。这是电影的革命……

快速阅读，与外界建立关系，流对流，机器对机器，联系经验，联系对任何人来说都与书不相关的事件，将书分割得七零八碎，让其他事物、随便什么事物发生作用等等，这种读书的方式是一种爱的方式。

我认为，我当时摆脱羁绊的主要方式是把哲学史设想成一种鸡奸，或是一种圣母的无玷始胎——二者归根到底是一回事。我想象自已来到一位哲学家的背后，使其生子，那是他的儿子，是畸形儿。那确实是他的儿子，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确实需要由哲学家说出我让他说出的一切。而孩子是畸形的，这一点也十分必要，因为哲学家应该经历那各种各样令我高兴的偏移、滑脱、断裂、逃逸。

评论界的任务是提出些概念，这些概念既非“产生”于电影，又只适用于电影，适用于某一类影片，适用于某一些影片。这些适用于电影的概念，只能从哲学的角度形成。这不是一些技术概念（镜头推移、短镜头、景深等等），技术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服务于它所定的而又无法解释的目的。

劳动力这一概念本身专横地将一个领域孤立起来，将劳动与它同热情、创造乃至生产的关系割裂开来。这一概念将劳动变为种保守，一种与创造相反的东西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