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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严母的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这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晚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仔细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看她的脸，他才能看到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他们又在一起了。唯一的问题是一开始他们就走错了方向:要去十字大街，他们只得折回来，再次经过席德那间亮着灯的酒吧门口。他们彷佛在烈火中穿行一般，飞快地走过去。任誰看到了都会说他们相当沉着，他们的头扬的高高的，眼睛直视前方，这样能听到响亮钢琴声的时间只有那么一瞬，慢慢地它小了下去，消失在他们身后，消失在他们的脚步声里。

他看着窗外寻求帮助，可是窗子成了一面黑镜子，返回的只是灯光，明亮的床单和病房里的病服。他套上病服和拖鞋，走过去，站在那里，双手捧着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现在他看得清远处高速公路上的一线灯光，白雪和天空之间，天边那黑色的树，就在水平线上，右边，来自布鲁克林和纽约的灯光给天空浸染上一丝淡粉，可有些被最前面一大块黑色给挡住了。黑色的是截瘫大楼的一个盲角，遥远的又一个世界。

顺其自然，体面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一种生活风格。甚至无需否认，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

他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稿子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子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在它们的光芒照耀下神圣至极。

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停下脚步，看似直挺挺的，一个受伤的男人正努力撑着；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她，给她一丝忧郁的笑容。“嗯，亲爱的--”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过来，摸着衬衣中间的纽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向后颓然倒进椅子里，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体面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人们想看真相，可真相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

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根本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尽可能从手艺马虎粗糙的建筑工人留下的那些罅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会比我感觉更糟了。上帝知道，伯尼，上帝知道这里当然在哪儿会有窗户，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也许有些事我知道得比你想的还多；也许我明白，有时候一个人那样做，并不是真的想伤害谁，只不过因为他不快乐。他知道那样做不好，而且他知道做了之后自己也不会更快乐，可他还是一意孤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做了。然后他发现他失去了朋友，他难过之极，可是太晚了。事情已经做了。

斯奈尔小姐被抛在身后，每跑一步，她就给抛得远一点；如果他们跑得够快快，他们甚至可以避开泰勒双胞胎，那就再也不用这厢这个了。脚扑通在跳，雨衣热气腾腾，他们跑啊跑，逃避让他们亢奋不已。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我们将自己逐出我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