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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在史学界有一个常识，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历史约为三千年。然而，近数十年来，长江中上游的三星堆和下游良渚文明的发现，让这一常识面临致命的挑战。良渚古城的发现，让中国的史学家们既惊喜又焦虑。惊喜的是华夏文明因此一口气提前了两千年，焦虑的是历史教科书要重新改写，原本已很完备的黄河流域“一元起源论”将被颠覆。

对于城市而言，它就是一个储蓄这些秘密的重大容器，显贵卑贱是人间的看法，城市从来只知同情，不知拒绝。任何一座城市，与其说存在于空间，不如说存在于时间，而时间本无意义，仅仅因为灵魂们的出没而得以呈现不同的叙述价值。

杭州的民风是善贾能商、追求安逸和轻浮求奢。你以为自己在历史中行走，却不过是记录下历史并不珍惜的片段，时间已经在别处，留住这里的无非是可有可无的几缕夕阳残照。

人间的模样，其实就是命运的倒影，人间的意义，其实就是活着的趣味，一旦生命萎缩，它们便空空荡荡，不值得哪怕用一个字来记录描述。

再来看西湖。天下美景各擅其胜，或险，或奇，或怪，或旷，或如仙境，或似鬼窟，这些特质，西湖似乎都算不上，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舒服。站在湖畔，不管春夏秋冬，也许晴云雨雪，无论淡妆浓抹，都令你一洗尘念，无挂无碍。它的风景不会让你惊呼浩叹，却足够细细品味。人世间的万千旅者，无论是一肚子墨水的骚客，还是目不识丁的莽汉，在西湖面前，都能放松下来，产生一种由衷的陪伴感和亲近感。

在后面的叙述中，你会发现，如果杭州有所谓的“城市性格”，它是由“人间佛风”“人文西湖”“偏安岁月”和“运河商流”这四个元素构成的。佛禅是灵魂，西湖是筋骨，偏安是个性，商流是皮肉，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以各自戏剧性的方式生成，从而塑造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俗空间里的人。

如同过往所有的杭州人一样，他们找到一条自己梦中的道路，被欲望驱赶着往前奔跑。他们赚钱、纵乐，仍然不喜欢讨论宏大的议题。他们遇见相爱的人，与之缠绵或分飞。他们的心被西湖的风吹软，连说话腔调和容貌的曲线竟也变得柔和起来。如果他们想要生一个孩子，也会跑到上天竺去烧香，到了腊月初八，去永福寺或净慈寺排队领一份腊八粥，还有很多女生到了周末相约，去云栖附近的山里放生一些乌龟和泥鳅，那份老底子杭州人的“清单”不知道怎么就流传了下。

人间的繁华与美景，投射到不同的人生里，自有迥异的颜色。在白居易和苏东坡的眼里，西湖是天下第一等风景，他们愿意用数百首诗歌来吟唱它，甚至觉得自己前世就是杭州人。而在李清照的眼里，临安的天空是灰色而屈辱的，西湖的山水寡淡无趣。人间的模样，其实就是命运的倒影，人间的意义，其实就是活着的趣味，一旦生命萎缩，它们便空空荡荡，不值得哪怕用一个字来记录描述。

杭州人善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生意，把生意过成日子，把日子浸泡在一个又一个花枝招展的理由里。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