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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总是在关系之中寻找安全感，便是在助长幻觉——其实关系最有趣的的部分就在于它的不安全和无法掌控。在关系之中追求安全感便是在阻碍它的运作，并且会造成怪异的行为和不幸的结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技术都在发展出来——透过各种宣传、强制、模仿来影响人心……无数的著作都在教人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有效地思考、如何造房子、如何组装机器，因此我们逐渐失去了开创的能力以及靠自己思考的原创性。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府都在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我们，于是我们就变成了善于臣服和模仿的人。如果我们臣服于某种态度或影响力，自然会抗拒其他的影响力，在抗拒另一个影响力的过程中，不就等于在用负面的方式臣服于它吗？

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里丧失了爱，减弱了对美的感受力，也意识不到自己的残忍。我们变得越来越专业，也越来越无法统合。知识是必要的，科学也有它的位置，但如果心和脑全都塞满了知识，而痛苦的根由却没有深入地加以探索，那么生命就会变得肤浅，无意义。我们总是见树不见林，这种片面的知识根本无法了解整体的喜悦。理智永远无法看到整体，因为它是不完整的。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如果你真的想做某件事，自然会有能量……这股能量会变成自律的工具，于是就不需要外在的纪律了。在追求实相的过程中，能量会创造出自己的纪律。人若是能自动自发地追求实相，就会变成正当而善良的公民，而不是去依循某个政府或社会所制定的规范。

我所谓的感受力就是去欣赏树枝曲曲折折的美，观察路上的尘土，感受别人的痛苦，或是欣喜万分地看着落日的美景。这些都不仅仅是情绪或心情而已。情绪或心情会形成残忍的态度，被社会所利用；只要落入情绪和心情里，你就变成了社会的奴隶。但是人必须有强烈的感受力。美、语言、话语间的静默以及对声音的觉知，这一切都会带来强烈的感受。只有感受力能够使人心变得敏锐。

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很简单，它们是透过外在的刺激和神经传导而产生的。你用针刺我，我立刻会跳起来；你赞美我，我会感觉开心；你侮辱我，我会不高兴。情绪是透过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大部分的人都在追求快感，这是很显然的事。你喜欢加入某个团体、某个社群或隶属于某个古老的传统，你喜欢像《薄伽梵歌》或《奥义书》这么古老的传统经典。伊斯兰教徒也有他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情绪很显然是借由外在的刺激、环境里的人和事物而产生的。

若是能一边聆听，一边觉知内心的冲突与矛盾，而不形成特定的思想模式，那么内在的扰动或许能止息下来。我们总是不断地企图做这个做那个，总想达到某种状态，或执着于某种经验而排斥另一种，所以我们的心才会充满妄念，它永远无法倾听自己的挣扎和痛苦。简单一点，不要想变成什么或是想抓住某个经验。

但如果能了解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有愚钝的表现----如何对待佣人、邻居、穷人或富人，等等——那么这份觉知就会破解我们的愚钝。

当人心真的从社会的心理结构中解脱出来时，清贫才能变成一件美好的事。一个人应该先致力于内在的简朴，不再追寻，不再要求，也不再渴望，也就是一无所求了。拥有这种内心的简朴才能看见生命的真相，因为所有的冲突都已经烟消云散。这种生活能受到祝福，它是在教堂或寺庙中找不到的。

很显然只有在关系互动的过程中，我的真相才会被揭露，不是吗？关系就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会看到自己的真相，但是大部分的人并不喜欢自己的真相，于是便开始修正这面镜子所映照出来的状态。

人生仍然有欢乐。没有理由的欢乐和喜悦、不求回报的爱，都会为我们带来欢笑。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一座宏伟的山、灿烂的落日、令人神往的微笑、一张迷人的脸孔，你一定会被眼前的事物所震慑,于是心就安静下来了。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