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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根理论中，传统的演绎法，即先建构研究假设再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被完全颠倒过来，研究者先通过访谈来收集数据，再用整理、编码和分类的方法对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最后基于数据来建构概念和理论。上述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要把研究对象纳人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像定量研究那样，严格区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

埃利亚斯或许是第一个与二元论分道扬镳的社会学家，在他看来，二元论是西方哲学的弊病，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和研究。

定义指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是社会学试图理解和把握以下两个过程之间微妙关系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对个体的影响(结构)，另方面是个体的行动自由和对社会的形塑作用(能动)。

区分“两种社会学”是这门学科的一个痼疾，原因是离开能动谈结构，或者离开结构谈能动，都会遮蔽社会学的视野，限制社会学的想象力，导致我们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都是片面的。出路在于寻找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把能动/结构整合到一起，既能保持两者的洞察力，同时又不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给社会增加了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具有“自我生存”能力。换句话说，在没有外力协助的情况下，社会也能仅靠自身内部构成要素完成修复和再生产。

比如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以及可能还有更多。从本质上说，以上所有这些“社会”理论都没有脱离涂尔干基于民族国家框架对社会做出的解读。但是，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即用其中的一个方面来替代整个社会，已经让这些概念的弊端和局限暴露无遗。

巴纳德和特纳（BarnardandTurner2011：4）就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第三代印度商移民、信仰印度教、家佳米尔顿·凯恩斯的中产阶级女性，与一个同样是印度裔、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三级技能证书、家住布拉德福德、丈夫残疾、有两个孩子的第二代移民，她们的生活经验几乎不会有任何交集。”

巴纳特的结论是，尽管和其他社会运动存在相似之处，但失能群体的抗争运动和全球化过程关系不大。

与传统社会富含情绪和宗教导向的价值观大相径庭的是，现代性特指一种理性思维方式以及不带感情就事论事”的态度。马克斯・韦伯(MaxWeber)把这个过程称为“世界的祛魅”，即世俗化随着法理型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步蔓延至全世界。

话语分析过分侧重并强调语言、言谈和文本，这是一种“装饰社会学(decorativesociolog)，把社会关系隐在文化的背后，掩盖了真正重要的话题，即对权力的微妙均衡关系的社会学分析(RojekandTurner2000)。这部分批评者认为，对社会生活而言，比起话语体系，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更为重要。

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