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良好的品味更多地取决于鉴别力，而不是盲目排斥。当良好的品味被迫排除一些事物时，它带来的是遗憾而不是快乐。

劳伦斯论战的第二个对象，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率先流行于法国的一种学说，即相信艺术是真正的宗教，相信生活除了为优美的艺术结构提供原材料外，没有任何价值，因而唯有艺术家是真正的人类——其余的人，无论贫富，都是贱民。唯有艺术的构建方能成为城市；生活本身则是丛林。劳伦斯深切地对于这一信条不以为然，以至于他每次探查其影响力时，例如在评价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中，会拒绝给予他们任何赞许。

一首诗必须是一个封闭体系，但是，在我看来，体系化的批评会纳入一些死气沉沉甚至错误百出的东西。在对自己的批评文章进行润色是，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将它们删减成笔记，因为作为一个读者，我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

我不能说我幸运或不幸，这些词只适用于我的自身。尽管我自身的一些状态比其他的要有趣得多，却没有一种状态乏味到我可以忽视它；甚至厌倦也是有趣的，因为这是“我的”厌倦，我必须对付它。

文学上有一种罪恶，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保持缄默，相反，必须公开而持久地抨击，那就是对语言的败坏。作家不能自创语言，而是依赖于所继承的语言，所以，语言一经败坏，作家自己也必定随之败坏。关切这种罪恶的批评家应从根源处对它进行批判，而根源不在于文学作品，而在于普通人、新闻记者、政客之类的人对语言的滥用。而且，他必须能够践行自己的主张。当今的英美批评家，有多少是自己母语的大师，就像卡尔·克劳斯是德语的大师那样？

我倾向于相信，当一个人身体和精神处在一种愉悦状态中，特别想要驱散小心谨慎的心灵探寻，就像驱散病态的烦乱，这个时候才应该读卡夫卡。当一个人精神低迷，就应该对卡夫卡敬而远之，除非伴随着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省的是一种相同的对美好生活的激情，不然这种内省很容易退化为柔弱无力的对自身罪和孱弱的纳喀索斯式迷恋。

当某个明显的傻瓜说他喜爱我的一首诗，我感觉就像从他口袋里偷窃了东西。

诗歌的敌人之一是陈腐的反应，或是一种怠惰或恐惧，使得人们偏爱二手经验，而非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产生的震撼。

诚实的自画像极为罕见，因为一个人获得自身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前提是他有要描绘自画像的欲望，而这时，他又几乎总是已经发展出了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这种自我意识描绘着正在描绘他自己的自己，并加入人为的高光和戏剧性的阴影。

在劳伦斯看来，诗歌的敌人之一是陈腐的反应，或是一种怠惰或恐惧，使得人们偏爱二手经验，而非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产生的震撼。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