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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相信理性优于意志/感觉，因为理性最先认识善，而意志/感觉则是用来达到理性所指的东西。以此对立的意志论则认为意志/感觉优于理性——我们先意愿某物（我们称之为善的东西），然后理性寻找获得此物的手段（以及意愿此物的辩护或合理化）。

统治者认为瓦解现有的流行意见会危及国家：人们的意见哪怕在事实上缺乏任何基础，但从功能上讲，仍是对社会适用的——我们可以用现代术语来说，一句半真半假的话，一句口号，也可能对社会有用。

政治的目的不是好的生活，像在古希腊或中世纪那样，而仅仅是取得和保住权利，因此而维持稳定。任何别的东西都是手段——包括宗教和道德。

人为了人所创立的种种人生哲学学说，无法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东西。那么如何确保幸福？其答案近在咫尺：那就是通过超自然的手段，亦即通过宗教。

或许苏格拉底从来只是说他听从的是良知。但为什么良知之音能使他达到普遍的道德呢？这仍是个有趣的问题。

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进入“人类中心论时期”，提出了伦理-政治问题，追问，在一切风俗习惯中，能否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和政治理念。有些人相信普遍有效的道德或政治理念是由神或自然赐予的，另一些人认为道德是每个社会或每个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或政治理念。后期的智者派在认识论上转向了怀疑论（认为无法确定知识），在伦理-政治问题上转向了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或伦理）。

只有在人自己创造出研究对象的一些科学之内，我们才能具有确定的知识。这既适用于几何学（这里我们“制定出”定义，公式和推理规则）,也适用于历史学。在自然科学之内，我们绝不可能获得同等程度的确定性。（维科）

在认识论上，“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智者派认为我们无法确定知识，观察事物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且受人们在特定时候的处境和职责决定，事物仅以某些方面或特性显现。在伦理-政治上，强调“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没有什么确实是正当的，所谓的正当就是强权，有强权才有公理。公理只是大多数弱者想被得到承认而已。不存在真正的普遍有效的道德，有的只是不同个人的爱憎感情。好的道德，只是隐约表达人们的喜好。

关于变化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四个原则：质料，或某物之由以作成的东西；形式，即质料之具有的特征；动力因，它通过外部影响（因果的）塑造了质料；目的，他给与该过程以一个指导或目的。

哲学史著作都带着作者的学术视角、背景知识、研究领域和文化取向的印迹。因此，每一种历史叙述都代表了先前思想的一个视角。不可避免地，人们会强调历史的多样性中自己觉得相关的、重要的内容，并且不可能是中立、客观，脱离自己的学术和文化环境之外。

1。 首先，设法理解所说的内容。原始文本重要，教科书的评论更有助于把握哲学问题。要把任何原始文本都看作它所从属的文本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从来自思想史的一个较广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个文本。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