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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最初的人”与动物完全不同，因为他不仅欲求真实的、“实在的”对象——牛排、可以保暖的毛皮夹克或居住处所，而且还欲求完全非物质的对象。首先，他欲求他人对他的欲求，也就是为他人所需要或所承认。确实，在黑格尔看来，单个个体是无法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说，若没有得到他人的承认，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换句话说，人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份感，与他人赋予他的价值密切相连。

武力威胁或者利益收买下的“爱戴”并没有自发基础上的“爱戴”来得甜蜜——只有对方是具有伦理选择能力的自由人，其“承认”才真正给我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这合乎我们的经验感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社会的弱者，而且社会的强者，也需要通过自由民主这种社会形态来得到最有意义的“承认”——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

悖谬的是，国家间持续的战争和军备赛，反倒成了国家统一的巨大动カ。即便战争会导致毁灭，它另一方面也迫使国家接受现代技术文明和支撑它的社会结构。无论人是否在意，现代自然科学都把自身强加于人：绝大多数国家若想保持民族自治，就无法拒斥现代性的技术理性主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关于历史变化是人的“反社会的社会性”的结果这一论断的一个例证：是冲突而非协作令人们首先生活在社会中，然后更充分地发展社会的潜能。

把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种也是最有力的种论证是，成功的工业化会形成中产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社会要求政治参与和权利平等。尽管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常常会出现收入116分配的悬殊差别，但是经济发展最终会促进更大范围的境况平等，因为它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而这种更大范围的境况平等，可以说易使人们反对那些不尊重这种平等或不允许人们平等参与的政治制度。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崩溃告诉我们，在激发一种浓厚的工作伦理上，某些形式的群体意识要比个体的自利差多了。东德或苏联的工人是在地方党干部的恐吓下才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或者被迫放弃周末来表明与越南人或古巴人团结一致，他们只是把工作看作尽一切可能逃避的负担。在几十年习惯于国家福利之后，东欧那些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基于个体自我利益重建工作伦理的问题。

二十世纪的经验大大动摇了科学技术是进步之基础的主张。因为，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若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就只会促进邪恶目的(比如纳粹毒气屠杀犹太人)，而人类的境况也会比以前变得更糟。

有人把合法性比作一种储备金(cash reserve)。所有攻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都有其鼎盛期和低潮期，但只有合法性的政府才能在危机时期动用这种储备金。

历史也可以描述为社会相互间的辩证法; 在这过程中内部含有重大矛盾的社会败北，而为能够解决矛 盾的社会所取代。所以，对黑格尔来说，罗马帝国最后崩溃的 理由是建立了所有人的普遍法律平等，却不承认他们的权利 与内在的人性尊严。

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自由普世主义在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并非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共产世界经济上的失败有目共睹，而是来自亚洲的某些社会，它们把自由经济与一种家长式威权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