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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索着逃出困局的办法。在这里，黑暗之中，乳汁在流淌，椅子在摇晃。深更半夜，我想把她放进婴儿床，就此离开。我回想着自己的护照在哪里，思索着机场起飞时刻表上的数百个航班，想着一次能从自动取款机里取出多少现金，考虑要不要把自己的手机留在床头柜上。我的奶水要多久才会消失，让我的胸部放弃这一证明女儿出生的证据。我的手臂因这种可能性而颤抖。这些话我从未说出口，这些想法大多数母亲都不会有。

但女性到了我这个年纪，都会担心自己会隐匿于这个世界，融入平实无奇的发型喝外套，除了自己之外不会被任何人所关注。每一天，我看着她们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如幽灵一般。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这样的隐形人。现在还没有。

我大叫萨姆的名字，直到嗓音嘶哑。伤口渗出血点，滴滴血珠连成线，尝起来有腐臭味。自萨姆死去的那一刻起，我的内部已开始腐烂，我把血液蘸上舌尖，无法停止，我把血液抹满整个肚子、胸口，觉得这还是不够。我想体会被人谋杀的感觉，把某个人夺走生命、走向死亡的感觉。

共处七个月后，维奥莱特终于能在白天持续睡二十分钟以上了，我得以再次提笔开始写作。我没向你提这事，你总是要求我在白天趁女儿睡觉时也睡一会儿，并在回家后问我有没有睡过觉。这是你唯一关心的事。你希望我既保持警觉又充满耐心。你希望我休息，以便履行职责。你曾经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关心，关注我的快乐，关注让我眼里有光的东西，而现在，我就是个服务提供方，你不再把我当一个女人看。我只是你孩子的母亲。

止痛药令我全身麻木，但我感受到身体深处被催产素点燃的熊熊烈火。我想那就是所谓的爱，但它带给我的感受更像震撼，更像奇迹。我没有去想接下来要做什么，没有去想回到家我们该怎么应对。我没有考虑该怎么抚养她，照顾她，没有设想她会成为怎样的人。我想和她单独相处，我想感受在那超现实时空中的每一下搏动。

关于我母亲塞西莉亚，你只偶尔在某些场合问到过几次。在这个话题上我只跟你说了这些事实：一、她在我十一岁时离开；二、在那之后我只见过她两次；三、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你知道我有所保留，但你从未逼问你害怕可能会听到的真相。我们有权对彼此和自身有所期望，对母亲一事也不例外。我们都想要一位好母亲，需要一位好母亲，期望拥有、娶到或成为一位好母亲。

有个关于我和维奥莱特的故事时而会在我脑海中上演。故事是这样的：她直到一岁才断奶，紧贴着我热乎乎的皮肤给予我力量我很开心，也很感激。当我靠近她时我不想哭叫。我不为生她感到后悔。

“你希望你不是个母亲？”“有时，我希望自己是另一种人。”“什么样的人？”“哦，我不知道。”她又开始解发刷上的结。静电噪声覆盖了广播，但母亲任其嘶嘶作响，“我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诗人。

“我很高兴你在生活中能有杰玛相伴。我带你去见了埃林顿太太，你应该看得出我能理解这点。我希望你感觉自己被你所信赖、所依恋的人爱着，那个人不一定非得是我，如果这不如你所愿。”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