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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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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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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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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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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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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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书的内容就是最好不过的说明,读者自有能力分析鉴别,无需别人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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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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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纯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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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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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植棉,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的布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