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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往往不是靠他所说的东西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更是通过他不说的东西。所以说，接下来我在很多事情上要保持沉默。

正是因为生命很可能没有意义，它才值得更好地活过。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如何活得更好，而是在于尽可能地去经历。

有人对我说，智力应当在此牺牲自傲，理性应当在此低头。但我即使承认理性的限度，也不会因此而否定理性，因为我承认理性相对的威力。我只要求自己处在中间的路上，在这里智力可以保持清晰。

他通过一种饱受折腾的借口，使非理性有了面目，把不公正的、前后不一的、不可理解的荒诞所具备的特性赋予了自己的上帝。在他身上，惟有智力千方百计地压制人心深处的要求。既然什么都未得到证明，那一切皆可得以证明了。

如果我们只是感知生活，那总会满载而归；如果我们强求生活一定要有所得，那就会是贫瘠的荒原。

当我们首先用“欢迎讨论且即便又如何”的态度直面问题，反而不会那么容易被对未来的恐惧淹没。

以前，是要知道生命是否有意义，值得我们活过。而此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生命很可能没有意义，它才值得更好地活过。

我没准儿就是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以我全部的意识和全部的放肆苛求来跟世界闹对立。

人心中一切不可制伏和充满激情的东西都朝着人生的反面激励着人的觉悟和反抗。

生活因没有意义而过得更好。体验经验，经历命运，就是全盘加以接受。

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