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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却不以自我为中心，毋宁说，理解是不同中心的沟通。当然，没有不从任何立场出发的理解，然而，从某种立场出发不等于停留在某种立场。六经注我，外国有的我们都有，那就谈不上理解。理解要求脱离固有的立场，要求“克服自我”。理解是一种转变，其核心不在于从某种立场出发，而在于寻求一个新的立足点。所以，在探讨理解时，从义理上探讨是第一位的，从心理上分析只起辅助作用。把什么见解都还原为立场、动机心理，就扼杀了学术。

我觉得水冷和我觉得心疼这两句话的语法不同，觉得水冷不但说出了我的感觉，而且同时说出了这个感觉的根据。冷热既不是用来描述主观感受的，也不是用来描述客观世界的，冷热把我们自己和世界连在一起说出来。

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被目的领着走，而被爱护、关心、癖好和恶习推着走。如果我们不曾堕目的手段的行为本体论，这原是明明白白的。并非任何行为都为目的规定，也非任何有意的行为都为目的规定。感人从来不可能是目的。所谓把感人变成目的，无异于说把感人变成手段，像大多数宣传和广告那样。宣传和广告本来不是什么坏东西。广告可以把所要介绍的产品介绍清楚。但它常常动用感人的手段，于是变成了坏东西

一向优越的，和一向居劣势的，较量一番的冲动较弱。曾居优势而退居劣势的，冲动最强。于是中国好“比较”。比较比较，不只是对比一下，还有一番较量的冲动在后面。这点儿冲动，要老是用在比较上，倒是可惜了。要真恬然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们何不高高兴兴做点儿自己高兴做的事情？

文化比较学的主体内容是绕一个学术用语的圈子来证明本族文化的优越。无怪乎弱势民族特喜欢这门学问，因为强势民族要表明自己优越性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直接的手段。文化比较学家赤诚可感，惟于事无补耳，就像谁要想成为工业强国，有效的办法是自己生产出像样的产品来，靠不上一场又一场抵制洋货的运动。

理由可以打动我，但不能感动我。你基于我的既有利益使我改变了计划，但你并没有改变我的关切。只有通过感动才会改变爱与恨，关心与冷漠。感动具有深度。这话的意思是:只有打到深处的，我们才称之为“感动”。同理，关切处在深处。只有受到感动，才可能转变关切，才可能生长出新的关切。

我经常听说历史学家不谈“如果”。这真是个很荒谬的说法，既不合道理又不合事实。当然，发生了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有待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有“如果”，然而，已经不可改变的事情之所以还值得研究，历史研究之所以还有意义，全在于历史事件像别的事件一样从来都被理解为由各种不同因素构成的，也就是说。作为诸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之一得到理解。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这倒不是说历史会整体重演，而是说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就是对未来的理解。

虽说文化“从自然的角度看”非必如此，但人本来就是一种“非必如此”的动物，一种文化动物；就像鲸鱼是一种水生动物回头是岸，却还是游在海里自在。

当然，为了特殊的目的，我们会学习仪仗步法，学习竞走。竞走还是走路吗？倒更像走路的抽象，为走路而走路。我们学开车，为了运货送人。赛车运动员学开车，是为了把车开得更快更险。为开车而开车，开车技术就成了无止境的，还可以提高一分钟、一秒钟，就像为需要而需要，消费就成了无底洞。

人生的基本关怀，欢乐与忧愁的统一，爱与爱的矛盾，这是个久已遗忘的领域。最聪明的头脑都去做股票生意和基因分析了。一个歌颂天真的青年怎么会用斧头砍杀他的妻子，一个性情高傲的女人怎么会流落烟花，没有谁还把这些当做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接受下来。这些不过是些生活琐事，最多让记者们热闹一番而已。我们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却还在研究美学、研究艺术、研究逻辑。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