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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很难确定攻防战参与者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因素却是所有同时代的史学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一信仰。穆斯林将他们的对手称为“可部的异教徒”“可怜的不信真主的人”“信仰的敌人”;基督徒则称穆斯林为“异教徒”“野蛮人”“无信义的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漫长距离上进行的斗争的最前线。在这里，对真理的不同解释在战争与和平中对抗了800年。1453年的春天，两大一神教将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在此地激烈碰撞。

俄罗斯访客们如此记述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因为人间不可能有如此的辉煌和美丽，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就居住在凡人中间。”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兰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果你在1453年春季俯瞰这座城市，还能辦认出筑有防御工事的热那亚城镇加拉塔，这是位于金角湾北側的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城邦，那里就是欧洲疆域的尽头。博斯普鲁斯海峡割断了欧亚大陆，像一条大河一样穿过覆盖森林的丘陵，一直到黑海。海峡的另一边是小亚细亚，或者叫安纳托利亚，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东方”。奥林匹斯山白雪皑皑

希腊史学家们努力将他们目睹的情形付诸笔端，但甚至找不到合适词汇来描述大炮。“这种装置没有自古就有的名称，”头脑专注于古典时代的克利托布罗斯宣称，“除非把它称为某种攻城锤或攻城器。但在日常语言中，大家都把它称为“器械’。”其他名字也四处传扬：射石炮、破城者、攻陷城市者、梦魇，不一而足。在压力极大的时刻，一种新的可怕现实（大炮轰击的地狱般场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

他知道（他的年迈的维齐尔一一哈利勒帕夏对这一点的认识更为深刻），必须速战速决。攻城拔寨需要人的牺牲。对攻城的热情和期待，以及用横遭践踏的厂体填满沟壑的意志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意想不到的挫折能够很快导致士气消沉；在如此集中的一大群人中，谣言、异议和不满情绪能够像草原劲风一般快速席卷所有的帐篷；如果战役一直拖到酷夏，哪怕是井井有条的奥斯曼军营也很容易流行伤寒。这次冒险对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借用伟大的地中海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这片大海耐心地为我们重演过去的景象，将其放置在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能亲眼看见这天与地，它们如同很久以前一样。只消集中注意力思考片刻或者瞬间的白日梦，这个过去就栩栩如生地回来了。”

最早侵袭定居的希腊人的突歌民族可能是匈人，他们在5世纪横扫了基督教世界；紧随其后的是保加尔入。每一波侵袭者都像蝗灾一样不可解释，大肆蹂躏拜占庭的国度。拜占庭人把这些侵袭归于上帝对基督徒罪孽的惩罚。就像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样，突厥诸民族也是生活在马鞍上，头顶苍天，脚踩大地，通过萨满的中介膜拜天地。他们天性好动，不肯安分，以部落为单位群居，以放牧和劫掠邻人为生。他们生来就是要劫掠战利品，城市是他们的敌人。

黑海港口卡法今称费奥多西亚,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1347年,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围攻卡法,蒙古人把鼠疫病人的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卡法城,后来一名热那亚商人把鼠疫带回意大利,从而引发欧洲黑死病的大爆发

拜占庭人有一种观念，认为时间是环形循环和对称的。第二个关于皇室的预言更印证了这种观念：建立和丧失城市的皇帝都叫君士坦丁，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的确，君士坦丁世和君士坦丁十ー世的母亲都叫海伦娜。

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100英尺高的石柱上矗立着查士丁尼皇帝的青铜骑马像，这是一座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威势相称的宏伟纪念碑，也象征着拜占庭扮演的角色:抵御东方侵袭的基督教堡垒。根据6世纪作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这座纪念碑非常震撼人心。骑马像面向东方，仪态高贵。骑着马的皇帝雕像全身披挂像阿喀琉斯一样……胸甲是英雄的风格;头上的头盔似乎在上下晃动，非常耀眼。

佛陀知道人间争执的结很难解，自己不觉悟谁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