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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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顺便交代一下狄青的结局。欧阳修那篇骇人听闻的弹効报告打上去没过多久,仁宗还是罢免了狄青的枢密使派他到陈州去做知州。第二年春天,狄青在陈州“发髭,卒”胡子里长了一个疮,病死了。在中国史书上,凡是“疽发”而死的,不是抑郁就是投毒。倔强地不肯洗去面涅的狄青,最终还是因为面遭到猜忌排挤,落下心病,五十岁就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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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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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埃及、希腊、罗马、奥斯曼帝国,都曾经有过阉人奴隶。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阉人奴隶像中国的宦官一样,曾经在政治舞台上如此显赫,又如此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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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向上,就有人向下。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必须持续奋斗,也必须有一颗平常心,能为向上的欢呼,也要能接纳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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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和满人是不缠足的。蒙古人粗疏,管不到这些。满人入关之初,曾经明令禁止缠足,然而缠足禁令遭到了汉人抵制。在满族统治者狭隘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下,女人的缠足与男人的束发同样被赋予了悲壮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结局却大相径庭:最终,男人还是剃了头穿起了满式袍褂,而女人的脚却越缠越小、越缠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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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人世之中,宽容最难。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眼前鼻尖的矛盾纠葛忘记海上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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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告辞之后,文彦博提笔给韩琦回信,他这样写道:“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把上古三代奉为黄金时代,相信古人的道德水准高于今人,是传统中国的普遍迷信。古人未必皆高尚,文彦博的意思,韩琦当然明白司马光太书生意气了,实在不像是现实政治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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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十五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変—“青松弊在,白首故人稀。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院子里亲手栽下的松树已经亭亭如盖,当年宽敞明亮的书房却透着老旧寒碜。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级,镜中的容颜却日渐衰老。故友凋零,黑发斑白,牙齿脱落,身体不再结实,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边的沙,被岁月的流水悄悄带走一一除了远处巫成山的轮廓,一切都不复从前。变化最大的,是司马光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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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之际,面对题名碑,司马光肃立良久,他默念着每一个名字,直到最后一行,这是他自己:“司马光,嘉祐六年七月,同知谏院。”现在,这后面可以加上一行了:“治平二年十月,离职。”在司马光的眼里,“治乱之原,古今同体”,从古到今,导致治稳定或者混乱的原因都是类似的。所以,古代可以作为今天的镜子;了解古代的治乱得失,方可“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让皇帝建立忧患意识,避免重蹈覆辙。这就是治国者学习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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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梁山上这一群跟东京城里的那一群比,也只是位置不同、掌控资源的能不同了他们看上去跟东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们行为差异极大骨子里却是一样贪婪,他们反权势,反富贵,只因那权势和喜贵不在自己身上。既然盗贼是破坏性的力量,所以政府从维生产生活秩序的角度出发,就必须想办法消弭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