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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的确是岭南特有的传统，这里的文人们执着于宋明理学，对忠诚、气节尤其迷恋，始终与某种反叛性相连。

这些小册子预示着康有为、梁启超的未来之路：他们的影响力是依靠面向公众的印刷术，而不仅是奏折。白强《公车上书记》在《申报》刊登了七次广告，销量高达数万部。6个康有为版的“公车上书”神话开始了。

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绍兴少年周树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这里“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书汇编》”，“第二年总办是个新党，他坐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安庆秀才陈独秀1897年前往南京参加乡试，被考场内的丑状震惊，感慨“梁启超拿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的”，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扬子江形式略论》，很可能就是受到《时务报》文章的影响。

他们甚至说，诸国干涉或许会导致亡国，但比起俄国庇护下的满洲政权导致的“亡国”，宁可要日、英、美维持下的亡国。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