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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日后说父亲尤通“淑身与济物“之道——”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在仅存的一张合照上，梁宝瑛脸颊消瘦，额头宽阔，颧骨颇高，有一种岁年龄而来的镇定。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过分拘谨的读书人，将科举的失败转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这道德要求又经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现实诱惑吞没——这也是整个帝国的特征，在一套高洁、夸张的言辞背后，是一个道德坍塌的社会。

这些小册子预示着康有为、梁启超的未来之路：他们的影响力是依靠面向公众的印刷术，而不仅是奏折。白强《公车上书记》在《申报》刊登了七次广告，销量高达数万部。6个康有为版的“公车上书”神话开始了。

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绍兴少年周树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这里“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书汇编》”，“第二年总办是个新党，他坐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安庆秀才陈独秀1897年前往南京参加乡试，被考场内的丑状震惊，感慨“梁启超拿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的”，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扬子江形式略论》，很可能就是受到《时务报》文章的影响。

他们甚至说，诸国干涉或许会导致亡国，但比起俄国庇护下的满洲政权导致的“亡国”，宁可要日、英、美维持下的亡国。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