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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螺旋上升的”这句话，不知道是谁最先说的，确实是很形象，只是没有提到上升的幅度很小、速度很慢。过往的人生总是重重复复，交往过的人也重重复复，只是每次换了名字和样子而已。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

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我不觉得自己在虚掷光阴、蹉跎岁月。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

因为从更多的生活经验中，我逐渐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一个人可以非常乐观，同时又非常悲观这并不矛盾。人的精神形式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复调的，可以有多段旋律同时在奏响。

我知道还有一些更优秀的人，他们懂得很多的道理，可又从不把那些道理放在眼里。他们熟悉道理就像老练的舵手熟悉水下的暗礁一样，他们掌握这些道理是为了提防它们有天猝不及防地露出水面挡住他们的去路，妨碍他们获得生活中那些原本唾手可得的快乐。

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

如果我被石头绊了一跤，就爬起来自己再摔一跤，然后拍拍屁股继续走路。这样一来就显出了石头的可笑。在接下来的几十万年里，它将孤独地反省到自己施与人的痛苦是那么地毫无必要和微不足道。最后它会成佛，学会善待这个世界。

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

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