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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和刘歆等人的努力，使得汉朝百年里积郁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在几年内喷薄爆发，一项项改制措施变为现实，这无疑得到了众多儒生儒臣的赞美和支持，也推动王莽走到禅让的前夜。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贏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总想着左右逢源，这也不情愿，那也不情愿，但最后这也不得不做，那也不得不做；总拖着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幻想着问题会自己消失，直到面临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却已丧失决断的主动权，只能被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