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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但你错了，因为我始终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是我自己的自由。

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但你错了，因为我始终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这一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的境遇之中，以至于在萨特看来，这本身就是人类共同的境遇，从有第一缕意识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将其抹去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所有事物中总有一部分尚未被研究过，因为我们使用自己的眼睛时，有一种习惯，习惯回忆前人如何看待我们正在看的东西。然而，即使是最细微的事物也含有未知之处。我们必须找到它。描述一团熊熊燃烧的火或者平原上的一棵树，我们必须留驻在火焰或者树前面，直到它们对我们而言不再与其他任何树或火焰相像。'

针对纳粹时期，人们看到德国军队耀武扬威地走过，像征性举起手这件“小事”，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事后是这样评述的：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人会为举起胳膊这种小事而冒生命危险——但人们那种抵抗的能力，正是这样被一点点侵蚀掉的，最终，人们的责任心与正直感也会随之消失。

正如哲学家所言，生活只能被倒着理解，这完全正确。但是他们忘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生活必须正者被经历。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命题，你就会意识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及时理解生活，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必要的参考系来理解它。

海德格尔是哲学的伟大转向者。在《存在与时间》中，日常存在——而非触不可及的宇宙论或数学——才是最“本体论的”东西。实际的操劳与操心，比反思更为原始。有用性先于沉思，“当下上手状态”先于“现成在手状态”，“在世存在”和“与他人共在”先于“独自存在”。我们不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空盘旋，上从往下凝视，而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参与其中——我们“被抛”到这里。而“被抛性”必定是我们的起点。

对他来说，看和被看是把我们编织到世界中的东西，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人性。

对于一位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年轻存在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终极的冒犯。战争，就像从桌子上扫落玩具一样，威胁着要清除所有个人的想法和关怀。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卫·盖斯科因，当时正担惊受怕地生活在巴黎，他在那一周的日记中写道：“战争最可恨之处在于，它让个体变得毫无意义。”

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是哲学内容的事物上，它尤其有效：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 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它通过掉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

当我们决定坐下，或伸手拿一杯水，或去投票，或选择在‘电车难题’中救谁时，不是在真正地选择，而是在对倾向和联想做出反应，但这两者都不是理性和意志可以控制的。‘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兴趣，而且也努力地发现并了解过它。’（萨特语）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