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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喜欢我吗？”在不计数的场合中，你是否喜欢我都取决于我是否半路遇到了你，并愿意假定你一定是喜欢我的，从而对你表现出信与期待。在这种情况下，我关于你喜欢我的这种信仰就会导你的喜欢发生。但是如果我远远地站着，并且在拥有客观的证据之前一步都不往前走……那么十有八九你永远都不会喜欢我。

一个行为的对错取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取决于人们认为世界是什么样子。一个道德判断是从一个道德原则与一个事实论断中推出来的。如果这个事实论断是错的，那么任何仅仅基于那个事实论断的道德判断也都是错的。能确保你怀有正确信念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信念与证据相匹配。

正如柏拉图所认识到的，说“这事儿是神干的”并不是在给出原因，而只是在为原因的缺乏给出借口。

他同样对宗教信仰的心理学和哲学意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想在他的世界观里为宗教寻觅席之地，采取的方式是声称只要宗教的主张“有用”，人们就可以正当地接受它们，即使没有任何证据能为这些主张提供支持。这种将各种主张从“有用”或者“没用”的角度来理解的观点是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的一部分，实用主义的观点是：一个主张的意义或真实性，与接受这个主张带来的实用效果（即，它是有用的）是一回事。

如果对于人格的塑造来说恶是必要的，那么消除恶就是错的。你不应该减轻另一个人的痛苦，因为你这样做可能阻碍他的灵魂的发展。

哲学探究的目标就是获致一个既全面又融贯的信念系统或世界观：全面是指它能够说明我们经验的方方面面，融贯是指它的各个信念之间不会相互矛盾。这样一个世界观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还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对这个世界。

跟大多数问题不同，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科学研究得到解决的。有人可能因此说这就使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不可知了。但是说某种东西是不可知的就已经对知识本质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因为除非你首先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关于知识的理论，否则你不能声称某些东西是不可知的。哲学问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任何试图避免它们的尝试都要求你首先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正如帕斯卡（ Pascal）所讲：“对哲学的嘲弄也是一种哲学”

戈德温声称，如果他的兄弟，或是他的父亲，或是他的恩人和这位大主教一起受困于一座建筑中，并且他只能救助其中一人的话，他应该救这位大主教，因为这将产生最多的幸福。在他著作的第一版中，他声称即使和大主教一起受困的是他的母亲，他也应该救大主教。这种说法遭到了强烈的抗议以至于他不得不修改这个例子。

每个社会、每种宗教和每个意识形态都提供了某些对哲学问题的回答。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将这些答案内化了，但是如果我们从来不去质疑这些回答一一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通过与其他可选项进行对比来批判地评估它们，那么我们的信念就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地选择我们思想与行为所基于的那些原则，那么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不是真正自由的。

假设一个发明者找到美国总统，说现在有一种设备只要人们使用它就会增加百分之一千的幸福。发明者想把这种设备投入生产，只要总统同意他提出的条件。当然，总统对促进普遍的善和大众福利很感兴趣，因此，他问发明者有什么要求。发明者告诉总统，他希望每年能够随机杀死五万个使用这种设备的人。

京城数尺雪，寒气倍常年，泯泯都无地，茫茫岂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