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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故事，不再是故事了，人们终于扭亮了地下室的灯管，看见了暗中存在的自已。我之行为正是我，再无辩解的意义。

她每天都想跑。他一在她身边坐下来，她就想跑。他没张口，她就知道他将要说什么。她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她就已经听够了。他们生存在彼此的皮肤表面，不作声响，不起作用，像狂风里的微风，像失神的目光，像窗里的倒影。

我们所做的那些，无非是拙劣的模仿，和刻苦的学习。可正因我们全不擅长，才来到爱的门口，一窥真相。它那么清澈，无关虛菜，无关意义，无关复杂和考验，无关他人目光和将来磨难。我们装腔作势地操持爱情，把它当作一场搏斗或间谍游戏。像那种古老又新鲜的传说，没有终点，也没有输赢。我们慷慨地给对方制造痛苦，仿佛已经知道，这将是我们一生中所遭受的唯一纯粹的痛苦——没有自我的罪恶掺杂其中。

我明白如果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已经全部点亮，你就不该迟迟不肯关灯了，我当然明白。

她笑。只有她知道，他不是忘了，是变了个人了，他自己要变的，没时间了。他的病，一半是原因，一半是机会。病使他自由，使他不必辛苦做好人，干了坏事也不必负责任。

结婚到底有什么好处？她问陈年。“好处就是你结婚了。然后就不必再想结婚的事了。”

那天下午就和世主许多时刻同样的，事后想来早有预兆。接听一个电话原本算是平常事，但声音和气味一样，有其特异效用，能在语言之外，无中生有拨开一条路来。事后无论悔恨还是庆幸，都来自记忆的误解，和对那点可怜巴巴的预兆的高估——有多少不可救药的迷路者，明明从头到尾手持着地图呢。

我咧出笑脸，点着头尽量大声说：“嗯。”心里盼望这种小小的喜事尽快过去，不然人们又要为它探讨出无尽的意义来，像我们对待葬礼上的死人那样——赞美他，来掩饰我们对废物的一贯歧视。他明白这盏灯一直以来给我造成的困扰，而我明白问题的解决完全是他的功劳，就够了，不够吗？我愤怒地在心里质问，我脸上的笑容神乎其神。

我没有那样爱过谁，不讲分寸、不计后果地爱过谁。生生死还远，一生还长的时候，我们有话偏不说，因为选择多了去了，多得过分。勇气不光非必需，勇气还总成笑话，口耳相传。怯懦反而是正当，是平安里的消道，是没出息的人权。我当然爱你，像白纸爱笔尖一样爱你，像空旷爱拥挤一样爱你，像海浪爱山崖一样爱你，像母亲爱她未来的孩子一样爱你。

她惊人地瘦、白，像一张纸片。她的眼神积极、熟练，把握着多于当下的线索，是一种时刻在操心，又绝不曾心碎的姿态。

她放心地睡着了，睡在一张上海的床上，一口深井里的大床，井底翻着海浪。周游说错了，有雨。天阴下来了，开始掉雨点儿，不是，是雨线，细细长长的线，要把碎了的世界缝上。上海连雨都安静，窗帘拉起来，就听不到一点儿雨水声。偶尔吹起一点风，水滴打在小阳台的绿叶子上，啪嗒，像秒针一动，动一下就停。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