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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推动之下，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他的个人膨胀和美国国家的膨胀是一体的。美国的问题是成功以后个体和国家的膨胀带来的不断扩张的野心，这才是我们必须长存警惕之心的地方。中国正处在复兴的前夕，对此尤其需要心存警惕。

美国自称为现代文明的“十字军”，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变相的奴役制度。对苏联是如此，对今天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也好不到哪里去。这种冷战对抗之下的“标签”，到今天还是世界列强权力斗争的主要口号。而在美国，他认为这个口号是必须要尊重的。北大西洋公约提出人民有四大自由：每个人有开放的自由、迁徙的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这四大权利、四大自由，被美国认为是基本的立国精神之所在。

美国经济霸权的建立，第一步是否定了欧洲货币的地位；第二步是建立了黄金货币标准——金本位；第三步是取消金本位，变为一篮子货币做标准的合作制度。终于，美国把美元变成世界货币的标准，这是美国世界经济制度成为霸权的很重要的表现。美国力量受到外部挑战的时候，它必须将挑战者打下去。德国、法国以欧盟的方式被绑在欧洲不能动，日本也被打下去了。现在美国认为必须将中国打下来，这完全是一个长期独霸的状态。

瘟疫爆发影响农业生产的后果就是饥民激增，然后这些饥民投向流寇，投向各地地方武力，他们正好提供了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兵员。而且战争本身也会导致瘟疫产生，因为军队伤亡而产生的许多死者堆着没人处理，也导致细菌繁殖。所以瘟疫的后果，第一是它会使瘟疫集聚发生地的人口快速减少，经济生产力弱了，社会秩序乱了；第二是瘟疫中孳生的细菌会继续繁殖，甚至扩散到各处去。东汉末年的这次灾害，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拉垮了。

等到美洲广大的土地上不断有新的移民进来的时候，这个开阔的天地有无穷无际可以让人开发的土地，有山林、河流、水利、矿产、黄金、石油。这时候，美国觉得开发这块土地是属于我们的责任。向西开发，寻求更多生活条件和资源，寻求更好的生活空间，是我们国家立国的精神——进取和奋斗。而进取的过程中，是独立的移民自己具有的理想，要在新的土地上尽我之力，缔造新的社会。这期间自我期许的精神是相当强烈的。

东汉结束以后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等到南北朝以后，中国国内族群的分布已经跟汉朝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大熔炉之中。他们慢慢汉化，在中国落户生根。隋朝的人口，以他们的本质基因而论，已经和汉晋时的人口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的瘟疫。

如《易经》所说，“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相。所谓“易”和“不易”，“易”就是变动，“不易”就是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改变的事实就是我们经常不得不改变。我们唯有以这个预设的条件为前提，才能够不断考量“世界永远不变化”的“教条”。世界上重要的宗教，没有一个不是经过一次次经历改革，才发展而成其面貌：任何论述体系，都需要因时、因地的修正，才能适用于当时当地人心的需求，解答当时当地人所面临的疑惑。

这一段时间内，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他是河南南阳人，家里是有两百多人的大族，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病的经验研究瘟疫，写了一本医书叫《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具体地、实证地从自己看病的经验，对疾病症状分类、分析，并提出诊疗方案。

不同文化来源的人聚在一起寻求共同，并且最大的共通之处是遵照同一个国家的法律，那么法律有特殊偏见的话就要改变法律，因此美国的法律制度也是在不断调适的。此外，美国的阶级与阶级之间有法律权的平等、受教育权的平等，这是许多年奋斗得来的。

蒋昌建：有一种症候群，叫“巴黎综合征”。意思就是日本的游客到了巴黎，发现这座城市与想象的不一样，到处都是宠物的排泄物，有些地方的社会秩序也让人困惑。那个浪漫都市的印象，瞬间有些幻灭。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