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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争带来的最大变化或许是精神层面的。整整一代人因此而经历了暴力，并坚信暴力手段可以来根本改变。

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当走到岔路口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无意间遇到某种危机，因为两条道理天差地别，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都必然会永远改变我们自身以及周围的其他人，但一切为时已晚。

红军抛酒苏联的鲜血才控制了东欧的领土，政治领导层认为首先必须确保这些国家未来对苏联忠诚，否则没有理由撤军。还必须强调，苏联理论家由衷地认为他们解放了这些曾被封建制度压迫数百年的国家。但最重要的是，苏联

正如让一保罗・萨特在1944年说的那样，这种人面临着不可能的选择：如果他们完全同化，就会否定自己；但如果他们不同化，就要接受自己永远是局外人，远是“他者”。难怪有一小部分人很难面对如此引发的内在冲突，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选择接受和助长这种拒绝，反过来报复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p.472

历史学家也是一种难民：如果过往是另一个国度。那也是他或她永远不会重游之地，无论他或她有多么热衷于努力重建。

停滞不前的另一个原因纯属政治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变化过程停滯的时间与冷战开始的时间大致相同。很多最活跃的妇女组织是左派，其中有些被共产党控制。

世界各地的人民看来刚刚获得信心，认为自由在手万事可为。但他也承认这种氛围有些恐怖，似乎无人认同一个共同的目标。威尔基预言，如果他们不能在战争结束前达成这一共识，在战时维系的这个联盟的合作精神就会破灭，世界又将回归到起初导致战争的那种不满情绪中去。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为一种新的自由，也为一种新的恐惧，播下了种子。

在世上的大多数文化中，当然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一样，女性代表的是稳定至上的诸多社会层面一一家、家庭和婚床。很多男人，实际上也包括女人，愿意面对整个世界的革命，却没准备好面对家里的类似变化。

我们选择犹太人作为二战的“典型受害者”，其背后有社会学动机。因为犹太人没有国家，因此我们所有人不必唤起危险的国家对立便可认同他们的苦难，要知道那种对立可能会导致我们再次落入深渊。同样，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能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屠杀的共谋——要么是主动的参与者，要么是被动的旁观者——无需担忧独自承受这种罪恶感。和普世的替罪羊一样，普世的受害者也有助于把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p54）

希特勒真的邪恶吗？曾在党卫队或盖世太保服役的人邪恶吗？那些在人身上进行医学或科学试验的人呢？围绕这一主题的神话极为强势，以至于但凡觉得这些人或许不是魔鬼，只是“普通人”，都有亵渎神圣之嫌。所有的历史学派都持纳粹不邪恶，而且邪恶得独一无二的观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在全世界的学术圈、议会和媒体则引起愤怒的吼叫。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