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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辞辛劳，把自己的观点整理得有条不紊，这种观点确保他们做到言行一致，或者看上去如此，这好像也是社会的要求。

海明威本人魅力十足，他的艺术和他受过的伤让他备受尊敬；他的虚荣和独特的看法为他招致了嫉妒和愤怒；他的粉丝经常陷入疯狂，而攻讦他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个动乱年代的头号傻瓜——比如温德姆·刘易斯。很显然，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海明威都在我们的骄傲和烦恼中发现了某些隐秘的东西。

年长的移民都表示怀疑，他们觉得布尔什维克的这些新贵很快会出局。然而，他们长大了的孩子们都热衷于参加这场革命。我还记得我父亲在街上和我们希伯来语老师的儿子莱奥瓦争辩，莱奥瓦说他已经买好了船票。我父亲高呼新政权毫无价值，而年轻人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微微一笑——毕恭毕敬但不为所动。莱奥瓦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指导下出发了，去建立一个新秩序。然后他就消失了。

一个异乡人也许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崇拜玉米、创造了玉米海洋的族群；又或者是他身处那些迷恋无休止地重复同一细节的人中间——就像纽约和芝加哥那些用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砖块和窗棂建造摩天大楼的设计师。你可以从这些玉米中间推演出平等或一致性的概念、一种大众的民主。如果你迷恋这类脑力游戏，你可以回想一下经受荒年的约瑟夫兄弟，想一下此地是如何战胜了饥荒，而过剩本身又如何成为政府不得不对其采取措施的一种危险。

批评家用过去打击现在。埃德蒙·威尔逊根本读不得他同代人的作品。他止步于艾略特和海明威。其他人都入不了他的眼。这样的缺乏善意——我用最礼貌的说法——倒是被他的仰慕者们大为推崇。

无聊比下流更糟糕。无聊的书就是邪恶。它可能会假装像金子一样好，像馅饼一样好吃，能多甜有多甜，但如果它平庸无聊，它就是邪恶。

作者的意图是要读者领会每种行为背后的分量。作者无法确信自己的一百万读者是否都和自己有一样的观点和立场。因此他试图去定义读者。他假定什么是人人都应该能理解、认同的，他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既有幻想的部分又有现实的部分——两部分的比例视作家的乐观程度而定。

我意识到，在读到《地平线》杂志的节选时，我低估了埃利森先生的野心和能力，我有很好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人们通常会期待那些关于男孩的杰出小说，但一部关于成年男性的现代小说可以说非常罕见。面对我们极度复杂、艰难的美国经验，很少有人愿意让自己承担道德和智识上的责任。其结果是，成熟成了一种奢侈品。

霍夫曼斯塔尔写道：“曾经，各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世界，而现在，呈现在诗人面前的却是可怕的分崩离析。条理清晰地讨论，所说的却都不真。平日观察里那些司空见惯的说法，似乎突然间成了无解之谜。长官是坏人，牧师是好人，我们的邻居值得怜悯，他的儿子都是废物。面包师值得羡慕，他的女儿都贤良。”

不管你的姿势如何正确，他依然能写出好作品。总而言之，关键在于精神，精神是没有时刻表的。

歌德曾经说过，任何在积累知识的同时却不让自身思考如何利用这种知识的人，都将毒害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人只是耽溺于思考，一定会感受到自身的无力，这也是无论海明威自己，还是他笔下的那些男主人公极端迫切渴望行动的原因。他们在抵抗那种无处不在的思考所导致的消极和无力感。

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