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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都是观念的产物。一种崇高的观念可以将人类高举，一种卑下的观念则会降低人的尊严。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在道义论看来，没有限制的个人自由和没有约束的权力专断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道德约束一旦松弛，每个人都成为一种自由的离子状态，社会秩序将大乱，人们也就会甘心献上自己的一切自由，接受权力专断所带来的秩序与安全，自由会彻底地走向它的反面。

爱“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人类是抽象的，并无具体的对象，无须投入真心，收放自如，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总是那么的不可爱。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忍耐的。真正的爱永远是对具体个人的爱。

当生命中缺乏一个终极的敬仰对象，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置于生命中最重要的地位，形成无法抑制的自恋。自恋让人总是自觉优越：或是出生的优越、种族的优越，或是智力的优越、知识的优越，或是财富的优越、阶层的优越，或是地域的优越、口音的优越，甚至是道德的优越、宗教的优越。正是这种自我的优越感使得人类冲突不断。无论是儒家的“华夷之辨”，清政府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质上都是人类自恋的产物。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不断努力而梦想永远无法实现，而我们的人生正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直面理想落空的现实。

我们能画出的圆圈总是不够圆，但没有人会因此想要取消圆圈。

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个人利益以及明显带有公共利益属性的个人利益，个人不能自由处分，但相对次要的个人利益一般可以自由处分。名誉权是一种相对次要的个人利益，并非不可复原。得到他人同意的侮辱、诽谤或者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不宜以犯罪论处。

顺从良知的召唤，做一个真实的人，无论顺境和困境，都能彰显人性的关辉，克制人性的幽暗，一个行在光明之中的光明之子才是真正的榜样。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在网络上，只要你放置两组看似对立的观点，人们很快就会“站队”。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