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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口头上“合乎礼”仍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即使所有相关的人都知道人们的想法和嘴上说的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中国领导者得到百姓表面上的支持和顺从，却难于了解其民众和下属的真实想法。

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

这种社会责任的根本特质始终是中国公民意识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为中国人更多地视自己为特定关系网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成员。……儒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概念，不重视把个人权利和利益作为政治思想的目标。

另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如此强调对家庭的责任，使这些官僚面对两难的困境。当谏言将导致株连九族之祸时，他们还会向皇帝直言相谏吗?当徇私可使家人受益时，他们应该向皇帝和职守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忠诚?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非凡胆识的政治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展示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动员中国人彼此斗争的技巧，以及他为实现目标而牺牲大批人的生命的意愿。毛的性格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因为没有他的行动，“文化大革命”本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毛没有把中国的治理体制引导到这个方向，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内在因素。

中国传统的制度将崇高的儒家理念与严酷的法家手法合而为一。中华帝国采用了同样以高尚辞藻和高压为特点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外部威胁。这种意识形态界定的道德主义与冷酷的高压手段的融合，在孵育它的中华帝制灭亡之后还长久地留存下来。

有谁的世界如我一般，不是在一段一段告别，就是在看一段一段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