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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

这种社会责任的根本特质始终是中国公民意识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为中国人更多地视自己为特定关系网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成员。……儒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概念，不重视把个人权利和利益作为政治思想的目标。

党员绝大多数由农民构成，该运动中的很多人基本不识字。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反对城市、反对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掌握大规模行政机构所持有的纸上作业，但却获得了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身居高位的权利。结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治理的诸多特色——中央权力下放、群众政治运动、大量采用面对面的会议、对知识分子反复的错误攻击，等等——反映出1949年以后的政治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打天下的农民干部的能力和态度。

另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如此强调对家庭的责任，使这些官僚面对两难的困境。当谏言将导致株连九族之祸时，他们还会向皇帝直言相谏吗?当徇私可使家人受益时，他们应该向皇帝和职守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忠诚?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非凡胆识的政治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展示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动员中国人彼此斗争的技巧，以及他为实现目标而牺牲大批人的生命的意愿。毛的性格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因为没有他的行动，“文化大革命”本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毛没有把中国的治理体制引导到这个方向，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内在因素。

中国传统的制度将崇高的儒家理念与严酷的法家手法合而为一。中华帝国采用了同样以高尚辞藻和高压为特点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外部威胁。这种意识形态界定的道德主义与冷酷的高压手段的融合，在孵育它的中华帝制灭亡之后还长久地留存下来。

人悄悄，帘外月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