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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他们母亲的祭日，按照惯例，兄弟几个会回到梁庄，上坟烧纸。一家六个兄弟平时很少来往，只有在这一天才各自回去，烧纸、磕头、聊会儿天，再散去。一辈子兄弟，早年积下各种矛盾，后来慢慢老去，都有儿有孙，忙碌不堪，也就每年坟前这一个小时见面，矛盾倒是淡了，但兄弟情分也跟着淡了。我外婆家也是这样，每一次聚头都是在红白事上。

回乡的梁庄打工者并非因为本地的经济吸纳力转好。他们几乎都是受伤者或病患者，或因为孩子、家庭的问题不得不回乡。

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

文化就是习惯，文化具有一种固化效应，有一种锁定功能。把习惯、习俗哲学化，就是宗教，把习惯伦理化、抽象化、虚化，就带来宗教、艺术、文学。人与人之间的习惯固化之后就是文化。越凝固的地方排他性越强。地域文化形成以后，游离于现代生活之外，排他性很强，这是一种固化效果。

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梁庄人也依据官方的说法，认为自己是“盲流”“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农民”“农民工”①。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自嘲就是一个“要饭的”，“就是进城要碗饭吃，啥好不好的”。①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请叫我公民一一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呢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书名无产阶级同盟军，临时户口社会不稳定因素，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我看到她脸上的神情，吓了一跳。她的整张脸都崎了下来，就好像里面的骨头挂不住外面的肉，五官完全错位。她的嘴巴嚅动着，鸣咽着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整个眼珠都散了，看起来很恐怖。我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得要窒息，急急地逃跑了。（老老支书大奶奶）

在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数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オ刚上漂泊之程。

如果过去和末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単海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越打假，人们越做。国家也没办法。都以罚款为主，越罚我越干。罚到最后，罚的人和被罚的人都成朋友了。你来罚，我给你钱，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罚了钱，就多了成本，不作假，就挣不来钱。作假也是为了生存。管事的也有问题，逮住也不说不让你做，以罚钱为主。你要是逮住让他坐监狱两天，他就不做了。小偷也是，罚俩钱，又让他走了。出去了继续偷。

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创伤，一看我，就印证了他的某一种存在。他看我时的眼神，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神。我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

网上流行过这样一个段子：“请叫我公民——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书名无产阶级同盟军，临时户口社会不稳定因素，时髦称呼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