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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讲的话跟他心里边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彻底性，我们对古人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才可能对文学作品有真正的理解。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的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她们的腰几乎找不到一个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几乎个个弓腰驼背，面如死灰。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得了病只好死挨，挺过来就活，挺不过来就死。当然，不仅仅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孩子和老人也是如此。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

真正的创新绝不是一窝蜂地去追赶时髦，而是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熟悉的东西。

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我只有在面对着镜子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而当我面对着稿纸时，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心中充满了儿童的趣味，我嫉恶如仇，我胡言乱语，我梦话连篇，我狂欢，我胡闹，我醉了。

我曾经被中国的文学评论家贴上了许多的文学标签，他们时而说我是“新感觉派“，时而说我是”寻根派”，时而又把我划到“先锋派”的阵营里。对此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甚至不去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造的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生命，与他血肉相连。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关于《檀香刑》中残暴场面的描写，我认为是必要的。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而不是我的心理需要。我想这样的描写之所以让某些人看了感到很不舒服，原因在于：这样的描写，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黑暗和残暴；这样的描写也暴露了人类灵魂深处丑陋凶残的一面，当然也鞭挞了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依靠酷刑维持黑暗统治的野蛮手段。

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创造了这个“高密东北乡”，实际上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国界的。如果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王国，那么我这个开国王君应该不断地拓展它的疆域。

要问我为什么能写出这样子美好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没有谈过恋爱。一个在爱情上经验丰富的人，笔下的爱情一般来说都是索然无味的。我认为一个小说家的情感经历，或者说他想象出的情感经历，比他的真实经历更为宝贵，因为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

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缺少人手、孩子不能上学等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边保护，一边研究，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美术临摹等方面的业务方向，为敦煌石窟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