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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状态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

必须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性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以约束五花八门、本质上不守规矩的囚犯。简而言之，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被剪除各种各样的习惯和爱好，以适应相同的行为标准。

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并迎合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它使人们相信，上层人士热情追求、自愿选择、珍惜且拥护的“灵活性”，对其他人也一定是一种无上的祝福，哪怕这种“灵活性”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不如说是安全感的丧失、被迫背井离乡和前途未卜。

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话”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公共福利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

依赖关系不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求职者仍像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

定期的“慈善盛宴”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它们通常由耸人听闻的苦难或毁灭性的悲惨景象引发，是一种大规模但短暂的道德情感的爆发。然而，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苏云躬身道：“机缘巧合而已，更何况是分内之事。老将军不必如此。”“苏上使谦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