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

穷人越是贫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模式就越高高在上，越匪夷所思令他们崇拜，觊觎，渴望效仿。

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一劳永逸的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这个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这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滋生，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也无法停歇，但由于预期的满足而深感欢愉。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简单来说，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意味着达不到大多数正常人能达到的生活标准。因此，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

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话”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在挖掘穷人的价值方面，前现代的欧洲比现代做得更好。那时的穷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在之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作为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意义和目的。穷人确实受苦，但他们的苦难是对原罪的忏悔，是得到救赎的保证。那些更幸运的人可以帮助、救济这些穷人，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救赎。因此，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礼物：一个实践自我牺牲、施行善举、忏悔罪孽、获得救赎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

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并迎合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