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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喜欢独自一人驾着车没有任何目的地到处乱走。而每当在绝路上碰壁的时候，就恸哭而归。

像齐、鲁这样的地区，因为拥有古文化传统，因而文化的获得容易被看作是通过复兴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创造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新开辟的地区则与此不同，它以那丰富的物产和由此而致富的富民为背景，不断地酝酿着新文化或新文化能够产生的氛围。......记载相如与文君间的这种恋爱故事，相如传记可说是第一篇；而且，又不妨说是用一种坑定的态度记录下来的，至少不是否定的。

因为受社会欢迎的文学，总是具有一种新美的东西。说得再详细一点，应该是把社会所期待和正在摸索的新的美适当地具体化了的东西。而探索各个社会相续不断地希求而且将它体现出来的文学的美的发展，就是文学史的课题。

阮籍在勇敢地主宰自己生活的同时，对世俗社会中的世俗生活也宽容地给与承认。

陶渊明的一生，并不像他的诗表面所歌吟的那样平静，而是充满了苦恼。

诗是可以歌的，而赋则与此不同，是一种只能用诵读与朗诵的语言。再说，“赋”这个词，发音近于“敷”、“铺”等字，在语源上也被认为具有“罗列”、“陈列”的意思。......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一段话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

这就是阮籍把幸福的丧失，看作是人类的必然。这形成了阮籍诗的哲理区别于汉诗的第一步。

流动于《诗经》三百篇中的支配性情感，是另外一种东西，即善良的人们必获胜利这样一种信念，还有人类的主宰者，天的意志就是要把人类引向这个方向的这样一种信念。

司马迁把高祖作为和项羽一样的、意识到无常的天意的支配性的人来描绘，这一点现在是越发清楚了。

他在《史记》中，随处表白自己不是那种往往陷于尚古主义的平庸的中国思想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但与此同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指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不断进步的，但作为个人，则屡屡要经受挫折。

相反，现在人们都希望有思想，所以意在持续地表白某种思想的文学作品，譬如陶渊明之作，反而就变得容易被人所理解了。

只不过由过去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变成地方分权的计划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