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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第二条则要回溯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

事实证明，乌克兰的政治家们是成功的反叛者，但在创建国家和组建武装力量方面只是三流水平。

这个新的政权在乌克兰农民眼中与外国统治者没什么两样。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希望改变这种看法，以建立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控制

与基辅的情况一样，顿涅茨克人同样受够了腐败。然而不同的是，许多顿巴斯人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而不是欧洲身上。他们想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苏联时代的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如果说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那么东部的亲俄暴动者则以一个更广大的“俄罗斯世界”的成员自居，并将他们的斗争视为对受到堕落的西方欧洲威胁的东正教价值的保护。

然而，乌克兰化政策也在乌克兰社会中留下了另一道印记：它创造出一种局面，让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城市居民宣称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使用俄语。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在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和说俄语的俄罗斯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关键的文化纽带。事实上，这三个群体共同拥有一种由乌克兰语和俄语杂糅而成的通用方言——“苏尔日克”（surzhyk）[插图]。

犹太人成为他们最软弱的猎物和“合法”的目标：通过对犹太人的袭击，袭击者可以宣示并捍卫自己的“真正俄罗斯人身份”，以及对帝国的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和民族性等原则的忠诚。

这位大公不仅离开了立陶宛，还成了天主教徒，并为他那些兄弟创造了先例——他的兄弟中本有一些人是东正教徒。东正教会主教们对在欧洲最后一片异教土地上建立拜占庭基督教而非拉丁基督教的希望破灭了。

历史学家在这些基于公国的身份认同中寻找现代东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被视为早期近代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并进而成为近代俄罗斯的前身。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波洛茨克公国寻找他们的根源，乌克兰历史学家则通过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的研究来挖掘乌克兰民族构建运动的基础。然而，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要归于基辅，这令乌克兰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根本不用离开首都就可以对自己的根源展开寻找。

希腊化世界的北部边界如今成为欧洲的东部界线。乌克兰在接下来近2000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这个边缘地位，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兴起——俄国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把它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

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那些更强大、侵略成性又声称对乌克兰土地拥有主权的邻国的存在，然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成熟，以及独立国家理念在分属于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的乌克兰地区的姗姗来迟。

“顺势而动，应时而兴，此乃三千年来邦国兴亡之大道。五帝不同道，三王不同法，舜变尧，禹变舜，商汤变夏桀，周武变殷纣，平王变西周，三家分晋变春秋，李悝新法变战国，商鞅新法变强弱。亘古三千年，一个‘变’字囊括了天下风云！善变者强，不变者亡，岂有他哉！战国以来，魏国两代巨变而成霸主，魏惠王没有第三变而一落千丈。秦国两次小变，出不得函谷关一步，孝公与商鞅第三次大变，而成天下第一强！所谓三变破国，可曾在一个国家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