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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习惯于那些只能利用有限资源但几乎没有截止日期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个资源无限而时间紧迫的世界。

关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最恰切的表述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致力于美国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选择了站在左翼一边。

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他钦佩共产党在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捍卫劳工权利。他愿意与共产党员一起为这些目标努力，这既不令人意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成为一名科学家“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爬出山谷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

一切都令我感到厌恶……致那些爱我和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们给予的爱和勇气。我想活下去，想去给予，但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动弹不得。我拼命地想要理解这一切，但没有任何头绪……我想我可能这辈子都是个累赘，所以至少我可以减轻些别人的负担，把一个瘫痪的灵魂从这个战斗的世界带走。

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奥本海默的幸运之处在于他赶上了一场理论物理学伟大革命的尾声，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斯·普朗克提出了量子理论，爱因斯坦提出了伟大的狭义相对论，尼尔斯·玻尔提出了氢原子结构模型，还有维尔纳·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以及埃尔温·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随着1926年玻恩发表了关于概率解释和因果关系的论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时期也接近了尾声。

奥本海默在惊涛骇浪中的表现给一些朋友留下的印象未必是鲁莽，而是他深入骨髓的傲慢，或者是他强大内心的自然流露。他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他想和危险调情。

泡利和拉比开玩笑说，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精神分析当主业”。

斯特劳斯自以为是到了极点，他会记住别人对他的每一次轻视怠慢，还会一丝不苟地将它们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将其命名为“档案备忘录”。正如艾尔索普兄弟所写的那样，他“迫切地想要表现得高人一等”。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