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人应该利用情绪,而不要被它们严重影响。因此,一个人应该尽量利用快乐的时候做那些需要快乐情绪的事情,在冷静清醒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体会痛苦。
凯·伯德马丁·J 舍温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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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改变一个人,除非他发自内心地想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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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你自己,试着找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认同这个需要,就努力去得到它;如果你不认同,那就努力放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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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老年失语症晚期,我也不会胡说自己上大学期间学习只是次要任务。我每周都要埋头读5~10本大部头的科学图书,就像我在进行深入研究。即便最终我只能靠测试牙膏来糊口,我也不想提前知晓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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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卡明斯的观点,即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仍能在最清苦的环境中找到属于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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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军备,或者被一个备战的国家用来武装自己,那么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名字将会受到世人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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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对人类脆弱的心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宽容,他意识到疯狂和才华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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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乐于与当局合作,一心一意地支持他们,但是真正指引他的是其内心的希望,而支撑他的是其政治上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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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真正地、彻底地、认真地去了解你最感兴趣那几件事情,直到你自己满意为止;因为只有先做到这些,只有你意识到这本身有多么困难又多么令人满足的时候,你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更令人惊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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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挚爱——物理学和新墨西哥州,遗憾的是它们无法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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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定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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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罗伯特·瑟伯尔提到,奥本海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谙世故、离群索居、缺乏美感、不问世事的人,所有这一切与他的真实情况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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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的风度让爱因斯坦着迷,因为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像一个仍在摸索的人,而不是一个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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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如何评价一个人,是看他与何人为伍,还是看他的个人行为?批评政府的政策是否等同于对国家的不忠?在一个要求为国家政策而牺牲亲情和友情的氛围中,民主还能否存续?狭隘地要求政府雇员在政治上整齐划一是否真的有利于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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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奥本海默知道,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夕,日本人已经在“寻求和平”;如果他知道用原子弹轰炸城市只是在8月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而非必需,不知他又会作何反应。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确实渐渐意识到自己当时被误导了,这一认识不断提醒他从此以后必须对政府官员所说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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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末,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哈里森医生,他告诉哈里森他的妻子怀孕了。这两个男人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哈里森和姬蒂应该离婚,然后奥本海默就可以娶她为妻。整件事都处理得克制礼貌。哈里森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和奥本海默夫妇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性的观念都很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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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提出,对于电子的行为,更准确的描述是它们原子核周围涌动的波。和海森伯一样,他精心描绘了这种不确定的原子结构的数学模型,并称之为“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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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来拜访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们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朋友竟然沉溺于这种艰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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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的奥本海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学习上,但是他努力隐藏这一事实,因为对他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的才华都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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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年的经济萧条,朱利叶斯的财富有所损失。即便如此,到他去世时,他平分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加在一起仍然有392602美元,这已经相当可观。这笔遗产每年的收益能给他们每人带来10000美元的额外收入。但是,似乎是出于对自己财富的某种矛盾心理,奥本海默随即写了一份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留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专门用于研究生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