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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人应该利用情绪，而不要被它们严重影响。因此，一个人应该尽量利用快乐的时候做那些需要快乐情绪的事情，在冷静清醒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体会痛苦。

在某种程度上，奥本海默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师，他试着有意识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在1926年1月23日写给弗格森的信中，他认为自己内心的痛苦与“自命不凡有关……现在正是这个，再加上我连两根铜线都焊不到一起的现实，简直要彻底把我逼疯了”。他接着承认：“我状态不佳，现在我不敢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情绪失控。”

经过8年的经济萧条，朱利叶斯的财富有所损失。即便如此，到他去世时，他平分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加在一起仍然有392602美元，这已经相当可观。这笔遗产每年的收益能给他们每人带来10000美元的额外收入。但是，似乎是出于对自己财富的某种矛盾心理，奥本海默随即写了一份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留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专门用于研究生奖学金。

他之所以痴迷于他所谓的量子力学“奇迹”，正是因为这个新理论以一种“和谐、一致和可理解的方式”解释了如此多能被观察到的现象。

总而言之，琼·塔特洛克是一个复杂的女人，她之所以会吸引奥本海默，原因之一是这位物理学家也对心理学有敏锐的直觉。据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说，她“与奥本海默非常般配。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年夏末，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哈里森医生，他告诉哈里森他的妻子怀孕了。这两个男人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哈里森和姬蒂应该离婚，然后奥本海默就可以娶她为妻。整件事都处理得克制礼貌。哈里森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和奥本海默夫妇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性的观念都很现代。

如果奥本海默知道，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夕，日本人已经在“寻求和平”；如果他知道用原子弹轰炸城市只是在8月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而非必需，不知他又会作何反应。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确实渐渐意识到自己当时被误导了，这一认识不断提醒他从此以后必须对政府官员所说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在信中，布里奇曼坦率地写道，奥本海默拥有“非常惊人的吸收能力”，但“实验是他的弱点。他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而不是实操型的，对于实验室的操作，他无法做到应付自如……至于奥本海默能否成为一位有实质贡献的重要人物，在我看来，预测这一点有些像赌博，不过，如果他真的有所成就，我相信那将是非同寻常的成功”。

奥本海默依然喜欢送人奢侈的礼物，他知道爱因斯坦热爱古典音乐，还听说他的收音机收不到纽约电台播放的卡内基音乐厅的音乐会，于是他安排人在爱因斯坦位于默瑟街112号的那座简朴住宅的屋顶上装了一个天线。爱因斯坦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然后在他生日那天，奥本海默带着一台新收音机出现在他家门口，还提议他们听一场当天举行的音乐会。爱因斯坦非常开心。

奥本海默反对超级炸弹也被列入了指控，这足以说明笼罩华盛顿的麦卡锡主义已经歇斯底里到何种程度。它将异议等同于不忠，这等于颠覆了政府顾问原本的角色及提供咨询的真正目的。

薛定谔提出，对于电子的行为，更准确的描述是它们原子核周围涌动的波。和海森伯一样，他精心描绘了这种不确定的原子结构的数学模型，并称之为“量子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