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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趁事情还新鲜的时候谈，否则就永远不会谈了。我一定要教你怎么谈这些事情，因为你拖得越久，就会越难开口，那些事就会在你心底溃烂化脓，而且你总会觉得一切都该怪自己。当然这是不对的，但你会一直这么想。

理查德大笑：“不，这整栋楼——都是我的。”他解释他的祖父母是进口商，在他父亲和他阿姨小时候，祖父母就在下城闹市区买了十六栋楼房，全是旧时的厂房，用来储藏他们进口的货物：六栋在苏荷区，六栋在翠贝卡区，还有四栋在唐人街。他的四个孙子、孙女满30岁时，都会得到其中一栋。等到他们满35岁时（就像理查德前一年一样），就会得到第二栋。满40岁时，会再得到第三栋。最后一栋则是等他们满50岁之时获得。

他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觉得呼吸困难，发现鼻子上有东西。当他想抬起手摸摸看时，却做不到。他一低头，看到自己的手腕都被带子缚在床沿，才知道自己在医院。他闭上眼睛回想：威廉揍了他。然后他想起是为什么，于是把眼睛闭得很紧，无声地痛哭起来。

他被一再询问；他被带到医院，有个医生给他检查，问他被强暴了多少次，但他没办法回答，他被强暴过吗？是他同意做这个的，全都同意过。那是他的决定，是他做的决定。“你性交过多少次？”那个医生改问。于是他说：“跟卢克修士，还是跟其他人？”那医生说：“什么其他人？”等他讲完，那个医生转过身，把脸埋在双手里，等到医生转身回来看他，张开嘴巴要说话，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

我们都说希望子女快乐，只要快乐、健康就好，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想。我们都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或是比我们强。我们人类在这方面非常缺乏想象力，无法想象子女有可能比我们差。但我猜想那样的要求太多了。那一定是某种进化上的权宜措施——如果我们都这么明确、清楚地意识到哪些地方可能错得离谱，我们就不会生小孩了。

他常常觉得，他和裘德的友谊，有很大一部分就建立在他不让自己去问一些明知该问的问题，因为他害怕那些答案。

凯莱布停下。“我想继续跟你交往，”最后他终于说，“但是，但是我没办法面对这些跟软弱、疾病有关的附加对象。我就是没办法。我讨厌这些。那会让我很不安，让我觉得——不是沮丧，而是狂怒，觉得自己必须奋力抵抗。”他又停了一下，“只是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是这样。”末了他又说了，“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接受，但现在不确定我做得到。你可以理解吗？”他咽下口水，很想哭，但他可以理解，他的感觉就跟凯莱布一模一样。

但他和三个好友都没有子女，因此整个世界在眼前展开，种种可能性简直多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没了子女，你的成人身份是永远不确定的；没有小孩的成人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成年生活，这常常令人振奋，但也是一种长年不稳定、令人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

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确很奇特，那种爱的基础不是出于身体上的吸引，也不是出于愉悦感或才智，而是出于恐惧。有孩子之前你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或许就是这种恐惧骗得我们以为这种爱比较重大，但其实恐惧本身才更重大。每一天，你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我爱他”，而是“他怎么样了”，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忽然被重新安排，成了种种恐怖的障碍赛场地。

我想友谊的唯一诀窍，就是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不是更聪明、更酷的人，而是更善良、更慷慨，也更宽容的人——然后为他们能教你的一切而感激他们。当他们建议你做一些事情，无论是坏是好，都要认真听，同时要信任他们。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棒的。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