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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悠人不吃蛋，认为鸡蛋恶心，他们问：“你难道不知道鸡蛋是从哪里掉出来的？”鸡蛋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孵小鸡的。他们会小心捧来大太阳底下孵了好几个星期的鸡蛋，作为回赠之礼，满足我的病态嗜好。

我们展开冗长的嘘寒问暖：“你的天空可清朗？”“我的天空很清朗，你的呢？”诸如此类长串如蔓藤的问候公式。

多瓦悠人似乎无所事事，没有信仰，没有任何象征性活动。只是存在着。

多瓦悠人总是阴谋设计索讨陈年老债。他们就像下棋高手，可以盘算预想好几步。终极突击是讨回大家都认定无法讨回的旧债。

此行快结束时，我被族内老人委以奇特重任，他们听说有女阴割礼这种事，要我解释给他们听。人类学伦理再度面临挑战。一个民族志学者应当担起教师角色，教导研究对象此种多数人都极感恐惧的习俗吗？但是如果接受此种伦理束缚，那么泰半人类学领域恐怕都堪称“不妥”，因为它的多数研究主题都会在优雅的客厅引起一阵恐慌。

误会厘清后，我发现这位女性报告人非常有用。男人自认是宇宙最终秘密的宝库，必须巧言哄骗，肯才跟我分享。女人却认为己所知讯息毫无价值，可以随意转述给外人听。她们有时顺口提到某个信仰或仪式，全是男人吝惜提及的话题，为我开启全新的探索领域。

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显然发现我啃食扇椰子颇费力，端上一葫芦已经剥了皮的果肉给我。我和马修说，这软多了。“当然，主人”他回说，“她已经帮你嚼过了”。

在那个新浪漫主义时代里，力守职业伦理的人类学者赫然偏到另一边。今日的状况与卢梭、蒙田时代并无不同，西方人依然利用原始民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声讨自己不喜的社会现象。当代“思想家”不太注意“事实”，也不留心前辈学者的平衡论点。

在西非洲，人们喜欢试炼各种人际关系，直至它们崩盘为止；也有不可抑制的欲望，非要探测人际关系的极限不可。

不管到了哪个村落，人类学家都是讨厌鬼，总是以难堪问题骚扰无辜之人，大量汲取村人的耐心与善意。拒绝对自己落脚的社区略尽绵薄，实在说不过去。

对多瓦悠人而言，地图是神奇之物，他们始终搞不清楚它的道理。他们要我在地图上指出我去过的村子。我指出来后，他们又要我说出那里居民的姓名。他们不明白我为何指得出村落位置，却无法说出村民的名字。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