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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仍要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

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屈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致一家一户也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

十九世纪英国一部小小经典小说也写波斯“说话人”讲故事，一到紧要关头，便停下来，说：“列位贵人听客，请打开钱包吧！”

莱辛认为画家应当挑选全部”动作“里最耐人寻味和想像的那”片刻“，千万别画故事顶点的情景。一达顶点，事情的演展到了尽头，不能再生发了，而所选的那“片刻”仿佛妇女“怀孕”，它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

十七世纪法国的德·马罗勒神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和他相识的作者说：这位神父的翻译简直是法国语文遭受的一个灾难，他发愿把古罗马诗家统统译出来，桓吉尔、霍拉斯等人都没有蒙他开恩饶命，奥维德、太伦斯等人早晚会断送在他的毒手里。

在史学家看来，这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要是现在的文人肯承认兴趣局限于掌故，他多少得陪着笑脸，带着自卑的语气。

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

有机会和能力来教训人，笑弄人，这是历史的胜利；很少人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几乎没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历史的——失败。

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顿，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同样，从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这仿佛国际货币有兑换率，甲国的两毛零钱折合乙国的一块大洋。

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这一生世再也不陪新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