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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如果曾经说过“你总是那样做”“我那么信任你”或者“你欠我一个人情”这样的话，他就是在利用历史来为现在获取好处。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做。通过歪曲过去事件的真相，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总是正当的，而敌人总是错误的。或者说会倾向于自己总是正确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会变化的，因此两个世纪前人们觉得完全正常的事情，在今人的眼中简直是无法设想的。战争和征服曾经是改变国家边界最常见的方式。如果你输了一场战争，你会知道自己将失去金钱、艺术珍品、土地、武器以及任何胜利者要求的东西。后来一些新的思想开始传播，诸如主权国家民主、公民权和民族主义等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此即使是最残酷的统治者也必须至少在口头上装装样子，承认人民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然而不了解历史对他们来说真的有关系吗？我认为有关系。一个公民如果无法将当下发生的事情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同时还对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他就很容易被那些号称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教训的人灌输其创造的历史叙事。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在牺牲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历史被用来加强某些群体的团结、为错误对待他人的行为辩护、支持某个特定的政策和行动方针。对过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挑战教条主义的陈述和笼统的概括，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

如果一个记忆太过频繁地被提起、被塑造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些记忆很可能会慢慢变成人们认知中固定的刻板印象…人们往往会对那些记忆进行美化、润色，用更完美的记忆取代那些最原本的记忆，并且以这段记忆为代价获得生长。

话语是廉价的一一尽管它们可能会在行动上付出昂贵的代价一一政客们就总爱表现出一副事事关心、对任何事物都十分敏感的姿态。此外，对过去的道歉似乎可以作为在现在不作为的一个借口。

不好的历史作品正是忽略了历史上的这些细节，反倒更愿意向读者讲述一个看起来善恶分明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全貌。这种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教训太过于简单，甚至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恰当地评价历史，并以怀疑的态度来面对那些言之凿凿的历史叙述。

历史不仅是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也选择忘记哪些过去的事情。······世界各地的社会中都有一些最困难和最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些战争源于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会选择哪些内容被忽略或淡化，哪些内容应该被包含在内。当人们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谈论“适当的”历史的必要性时，其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只会选择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欢的历史叙述。······这些争论虽然表面上是在谈论历史问题，但实质上还是与人们时下关切的问题密不可分。

我们的确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和借鉴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当我们有选择地从历史中找出一些证据支持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时，我们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无论是为了群体身份认同，还是为了满足各种需求或是一件事的正当性辩护，人们总会把过去作为最有力的佐证。当你身处一个庞大的团体中时，你会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因为这个团体早于你而存在并且将比你存在得更久（这个团体还会将你身上的本质延续到未来之中）。

历史可以为民族主义提供更多的动力。它创造集体记忆，以此来帮助民族共同体建立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对民族伟大成就的集体纪念，还是对失败的共同缅怀，这些都孕育并支撑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可以被追溯的历史越久远，这个民族似乎就越稳固，越持久，它所主张建立的民族国家也就越有价值。

关于托洛茨基的档案显示，斯大林实际上不是苏联缔造者列宁的正统接班人，同时斯大林在苏俄国内战争中也没有为布尔什维克最终击退敌人取得胜利作出很大的贡献。

通常，遭遇过身体、心灵、思维、感受、精神灵性、文化，或上述所有方面的极端侵害的人，都已通过发展消极策略——通过从身体、情绪或记忆中解离，或通过自我伤害——保护了他们自己。对女性主义治疗师来说，上述所有基于保全生存能力的策略和挣扎就是一个人面对父权制而努力获得权力的证据。一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并不应该被视为心理疾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正在努力的人已经具有、积极地向有权力的个体看齐的能力。赋权的第一步就包括将痛苦重构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