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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早上跑步……我实际在汉堡同妓女交谈过，她说她每天早上沿艾塞斯特湖跑步。因为我也跑这条路线，遂问跑多长时间。嗬，时间还真不算短。我说好厉害啊，她耸耸肩说“身体是本钱对吧”。对对，妓女也好小说家也好，身体都是本钱。

我们一眼就看好了康纳利先生，心想这糟糕透顶的地下室也未尝不可，遂耐着性子住了下来。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即使出现状况，如果明白另一端有人，大多事情都可以忍受，反过来，即使置身于不太差的状况，看不见人影也会心焦意燥、提心吊胆。

如果有人要说和平与马拉松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也很伤脑筋。不过如果让我说类似个人感想的话，人在跑长距离时心情可以变得很平和。超过某个距离之后，已经变成随便怎么样都没关系，总之只要继续认真跑就好了，这种模糊的心情。我想如果对自己的肉体怀有敬意的话，对别人的肉体应该也能怀有敬意。而且我觉得所谓和平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原则下成立的。

收錄在這本書的文章，原則上只是素描的累積。或許那一篇篇的片段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意義。不過，我希望讀者能了解，對我來說在那繼續本身的過程中，就算這些文章是斷斷續續的，但在繼續寫的這個行本身中，就有意義了。透過這些日本語的文章為仲介，在歐洲流離的我，和在日本不流離的我，心還能相通。就這樣，我是一個為了繼續支持自己而繼續寫文章的常駐旅行者。

到现在我还不时听到远方大鼓的声音。在静静的午后侧耳倾听时，可以在耳朵深处感觉到那声音。也曾经非常想再去旅行。但我也会突然这么想，现在在这里过渡的我，这一时的我，以及我的工作本身，不也是一种所谓旅行的行为么？而我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去不成。

早上的细雨冷冷地淋湿了地表所有物体。我怅然望着外面，心里想着刚刚写完的那一章。下雨的早晨写的文章，不知何故，就成了下雨的造成那样的文章。事后不管怎么修改，都没办法从中消除早晨的雨味儿。羊们荡然无存的凄寂的牧场上无声无息降落的雨的气息，淋湿翻山越岭的旧卡车的雨的气息——我的文章就笼罩在这种晨雨气息中，半宿命地。

这类人山人海的地方从未去过，一想到人山人海就万念俱灰。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我讨厌看很多人挤在一起。冠以什么什么“节”的东西一概讨厌。较之讨厌，莫如说是憎恶。因此，音乐固然想听，可是一看见音乐节三个字就没了心情：算了，不去也罢。

不过,这里也还是有这里才有的麻烦事。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的麻烦事以东京的麻烦事的特有形式让我头痛、让我心烦、让我生厌和疲意。若说我长期旅居外国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大体也就这么多了。世界的特质在原则上取决于其拥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

将亲眼见到的东西写得像亲眼见到的一样——这是我的基本姿态，即把自己的感触尽可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摈除廉价的感动和泛泛之论，尽量写得简洁（simple）、写得客观（real），并在千变万化的场景中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相对化，当然事情不那么简单。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但最关键的是将写文章这一作业作为自身存在的水平器加以使用并持续使用。

去外国，确实让人感到“世界好大”，但与此同时，“文京区（或烧津市、旭川市）也好大”这一视点也是完全存在的。哪个作为视点我想都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微观视点和宏观视点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怀有更为正确、更为多元的世界观才会成为可能。如果说我三年时间里通过写这本书有什么体会的话，那便是人应该有这种复合式眼睛。

第一种反驳—关于玛丽·贝丝·怀特海的同意是否真正地出于自愿—引发了一个与条件有关问题，即人们在哪些条件下做出选择。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