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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上，决定共同话题的并非国籍，而是语言和阶层。

可心里却一清二楚：当然是韩国人发明的，所有东西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包括汉字。”

柬泰之间的火苗被暂时压制住了。到了红色高棉时期，柏威夏寺发生了联合国历史上最耸人听闻的难民遣返事件：四万名逃到泰国境内的柬埔寨难民，被泰国军方带到这里，以推下悬崖的方式遣返回国。对柬泰两国来说，柏威夏寺就如同是一块反复跌倒后留下的伤口：粘上了纱布，却远未愈合。

对旅行者来说，如果纽约是“大苹果”，那么雅加达就是“大榴”。它表皮坚硬、带刺，幽然散发出腥臭的甜香，让习惯者欲罢不能，却令初来者难以下咽。

信仰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它，人世的苦难才显得可以忍受。

印象中，柬埔寨的路况槽糕得要命一我的屁股在半空中的时间肯定比在座位上的时间要长。

旅行至此，我已总结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爪哇性”的东西：它是自发的、旺盛的、原始的、热带的、暖昧的、植物性的、永不疲倦的、混乱与秩序纠缠不清的…

适时出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的一句话：“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而是为了拥有新的眼光。”（Leveritablevoyagededecouverteneconsistepasachercherdenouveauxpaysages，maisaavoirdenouveauxyeux。）于是我戴上墨镜，继续凝望窗外。

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全部实质一一它的历史、性格、态度一一只能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来到爪哇之前，我就了解到以下事实：这个国家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雅加达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首都一一这里的一天是从响彻天空的唱经声开始的；这个国家由17508座岛屿组成，100多个民族，739种语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爪哇人，也是少数民族，这意味着雅加达是一盘货真价实的种族、文化、道德和体味儿的大杂烩。

这或许是旅行最好的部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毫无疑问，我在印度碰到的多数人都是这种在贫穷、生存与道德的边界徘徊不定的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相遇，然后擦肩而过，走向各自的终点，不会再有交集。我想起一位印度教徒对我说的话：“生命是一场幻觉。”这也让我最终停止对未来或往事的忧虑。聚会是为了告别，到达是为了启程。第二天，我将离开印度。此刻，我站在街上，看着整座城市渐渐睡去。

我问鲍勃为什么选择在仰光生活。鲍勃则反问：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像仰光一样集衰败和高贵于一身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