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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轼这首诗从背面着墨：如果没有别离，怎知感情之深？儿女们的依恋，阻挡不了秋风西起，别离的时际总要到来，在这般飞達一样飘荡不定的生涯里，必须学会控制悲喜，过多的忧伤会令头发早，就像恩师六居土那样。全诗似平是在努力论证超越悲喜的必要性来劝谕苏辙，却又翻来覆去说“別离”一事，最后一句指东道西，仿佛想要出离原先的语境，却又刹住去势，归于无声。这超越悲喜的要求，原本就是因情而生，反复的劝慰是徒劳的。

在这次反“新法”的政治风潮中，苏轼的“旧党”场逐渐地明朗起来，而王安石也意识到苏轼正在成他的一个有力的政敌，故于熙宁二年冬天，派他去担任开封府推官，处理京城内外大量的民事诉讼，使他没有精力议论政治。出于他意外的是，这位文学家在处理民事诉讼上表现出少有的精明，变得更有影响，而且并不耽误议政，在十二月的严寒中，写出一封万言书给神宗，系统地明他反对“新法”的政见，把“新法”诸措施一概否定。

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鸣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主体的自觉抉择，是心志不乱的表现。处在逆境中的人，除自伤其处境凄凉外，还会因怨愤不平，而使情思、行为失去控制，非唯戕害身体，而且心志乱，客易产生偏见。这样等于已经被逆境所击败。所以，“小雅怨而不乱”，才是真正战胜逆境。苏轼在定惠院寓居时，家人尚未到达黄州，独自钻研《周易》，他在《易》中强调，一个人要“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永远保持正确看待事物的理性风范，从而不会作出违背自我的选择。自己的主人永远只能是自己。

科举改革的目的，是要录取对“变法”有用的入从前进土考试以诗水平的高下为主要的录取依据被认为是一种弊病，故用可以见出学术和政治观点的经义、策论来代替之。貌似合理的这种改革产生了两种可怕的结果：经义取土产生了中国文化的癌症八股文，策论取士则使文官考试失去力求客观的素养考核的本意，而被一时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所左右，被政治斗争的阴云所笼罩。

颖州初别子由二首（选一）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佳知思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莲。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龟山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

六月ニ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选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其实，比起和自然的相处来，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似乎更为失败。现代人经常慨叹“人心不古”，可能以为古人的情形要好一些，但生活在宋代的苏轼就曾如此慨叹处世的艰难：“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次前韵寄子由》）因为处世的艰难，竟觉得不足百年的生命是一种延续着的煎熬，犹如用力拉开一张强弓，一点一点地拉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吃力，越来越难以忍受。

唐代的陆贽曾说过：“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陆宣公文集序》）在学者型政治家看来，“学”是从政的根基，也是人格独立性的保证，如果为了迎合时势而歪曲学术，那就是“曲学阿世”，早就被司马迁批判过。所以苏轼直到晚年还在词中自述：“新恩犹可，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在熙宁五年，他要对走向科举考场的士人说的话，就是保持所“学”的独立性，不随时势而改变。

阳光耀眼，从钴蓝色高空照射下来，穿过淡淡紫罗兰色的空气，直至冰冷而苍白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