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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永远是经济斗争的继续，韩信的命运把这个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价值，眼中只剩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因为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血族时代，一宗、一姓、一族连生存都困难，包括国王在内，大家都不可能有过多特殊待遇。王对百姓，要讲“王德”、讲“仁义” ;百姓对国王，要讲“信义”、讲“忠恕”。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要想成为上帝——至少是有创造性的上帝——你就必须放弃控制，拥抱不确定性。绝对的控制也就是绝对的无趣。要想赢，先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