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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针，伴奏着岁月的艰辛和烦恼，不屈不挠地等过四季，来到一个新世纪，来到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当我们回首过往，再次聆听记忆中一个乡村女性面对苦难的唱腔时，我们终于意识到，那从年轻开始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不是从她的嗓音发将出来的，而是源自她的生命对生活和命运的抵抗与坚韧。倘若不是她不息的哼唱和反抗，在那多年几个孩子必须挤在一张床上、只盖一床被子的寒冷里，人又怎么能熬过寒冬之冷呢？

都是命——老天安排男人的命，就像安排他親生兒子的命。安排女人的命，就像安排後娘女兒的命。

我母亲是乡村相当典型的劳作者。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里深翻土地了，她要和男人一样去翻地；修水利了她和男人们一道下河抬石头；农忙收麦了，她自然要半夜起床收麦子，正午在酷烈的日光下，和别人一样要如牛样拉着麦场上的石磙碾麦穗。就是到了农闲时，男人们可以卷着烟叶在村头晒暖抽烟了，她也和村里几乎所有的女性——妻子和母亲们，端着针线筐，坐在院里或门口，为父亲和我们姐弟四个纳着鞋底儿，或缝着什么衣服缀扣儿。

其实，所有的命运都是偶然决定的。偶然与偶然相遇的结果才是必然吧。

从中国的乡村婚姻看，其中一点是和全世界的婚烟同步同构的，那就是固有的社会婚姻意识作为爱情的附加之条款，常常以有力、有利、有理之三有，说服爱情从个人婚烟中退场或离开，而把主位让位给请多社会意识的附加条件去。这就是大姐与二姐的婚姻与人生，也是几乎所有乡村女性百年来的婚烟与生活。说到底，无论谁的、怎样的婚姻与家庭，其实都是再再地证明着那样两句话:婚姻与家庭是从任何的宽门走进去，但都必须朝唯一的窄门走过来。

下一年，我又探亲回到家，不仅哥哥结婚了，而且二姐也出嫁了。家里忽然只剩下父亲和母亲。没有如别人一样觉得父母一下老了许多岁，因为从未觉得他们年轻过。他们从来都是苍老不息的劳作者，哪怕坐下闲缓也是不歇不息地劳作着——母亲总是坐在那儿做着针线活，父亲不是剥着玉米，就是收拾着农具和破了边的竹篮柳筐子。坐在那儿纯粹之歇息，在他们就是一种罪。不停地劳作才是农民最正当、庄严的人生和意义。

阳光在院里如绸子落在水里样。鸡鸭不在了，麻雀替代了它们的宠爱从院里跳到屋子里，公然在我们面前觅食吃。墙上几十年如一日地贴着毛主席的像。像下几十年如一日地摆着我奶奶的遗像和爷爷褪了色的黄牌位。家具无声，麻雀却有言。墙壁和墙壁上糊的旧报纸，还有头顶用木板架在空中放粮食的杂物棚，都在昭示着乡村的历史、现实和对人生的浪漫之想象。

据此我常想，善良作为人的美德存在时，在女性身上是更易招引悲剧的。男人的善，常会滑入、落坠到无能的深渊里。而女人、女性之善良，又多都注定自己一生之悲凉。不是说恶是人生美好的推动力，而是说，是什么土壤才让大地长出的苹果有苦味，让甘甜的杏和梨子挂在树上还是杏和梨，而一经摘下落到人的手里和世界，就成了杏干、梨干或腐物？为什么在我们的世情环境里，男人的善良常常是无能，女人、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来恶或悲剧呢？

人心好得很。人心也嘈杂糟得很。一世界都是人类的善爱、悲伤、情怀和猫与老鼠的计虑和推算。

不是记忆战胜了岁月，而是每个人的记忆都比现实残酷或壮美。没有任何的现实能比人的记忆更丰富。当时间变为记忆时，它就被创造超越实在了。我不能忘记大姐静而又静读书的美。我相信大姐从书中找到另外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要比她所处的现实更为新奇、罕见和理想。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