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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认为特殊技能和操作大量现金经济的能力是当今农民致富的两个重要因素。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确实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使得更多的个体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勤奋而致富和实现自我。然而，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并不一定使村落社会变得更加平等，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对一些人来说，甚至连社会流动的机会都未曾改善。能够向上流动的主要是富裕户和一些中等水平人家。

夫妻关系取代了以前的父子关系而成为家庭结构的中心轴。家庭的主要功能也从一个为了集体生存而奋斗的法人群体演化成为个体成员提供幸福的私人生活港湾。当代家庭的现代性一方面在于个体欲望、情感和能动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家庭关系中个体成为中心的趋势。换言之，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绵延不绝而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都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

生活中的新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重塑人际关系、交换、制度和仪式中的文化，同时这些价值观也在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形成一场重构运动并反过来撼动和迫使外在社会世界向新的方向发展

当吵架演变成打架的时候，是谁在打谁——这是最直接的权力证明。心态和实际行动方面，村干部都有一个从革命的螺丝钉到利益驱动的代理人的转变。一旦不在依赖干部来获得资源和生活机会，村民们便强烈反对干部干涉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村民们就会参与各种活动，从打架到诉讼到公众抗议，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与保护个体权力的抗争在整个90年代及其之后一直都在发展着。

从市场转型的角度看，90年代可能是最开放的十年：私营经济显著增长，国家逐渐放松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被新自由主义所侵蚀，生活机会的新结构以及促使亿万中国人迁移的流动渠道的开放。到了新世纪之交，具有魔力的“改革”一词开始在操作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

公共生活的中心从村办公室转移到了村里的商店。当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用消费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挑战现有的等级制度时，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政治开始出现。

众所周知，户籍制度背后的基本概念是把中国公民固定在其出生地，让他们在就业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等方依赖农村的集体城市的工作单位。它还控制着公民的出行，尤其是禁止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从农村往城市的迁移，从而扩大了城乡地区的社会不平等并使之永远保持下去。然而，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在改革前的户籍登记体系下，中国公民没有个人身份证。他们都是以家户成员的名义登记的——可以是常规的家庭也可能是“集体户”的成员。

个人能力被界定为良好的教育、社会关系或赚钱能力。对干部腐败的愤怒也变得温和许多，降到一个不重要的层面上；一些人甚至把腐败看成是一种个人能力，另一些人则对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阻碍他们自己的利益就无所谓。

正是由于国家在集体主义时期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性影响，它在改革时代的大幅度撤退反而对个体村民的私人生活产生了同样严重、也许是负面的影响：在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影响和全球资本主义互相竞争的特殊背景下，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

新世纪的改革已经不再以改变过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事实上，它往往意味着经济资本持有者和政治掌权者的协商和论战而导致的政策调整。改革时期的第三个十年，改革的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脱缰野马般的市场经济生产力和强势国家权力的联盟；它们联手创造了GDP增长的奇迹、国家财政收入和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与此同时，还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的新困境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改革初期的每一个阶段，改革者和他们的反对者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很担心赋予个体村民自主权和自由以后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期的后果。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讨论。

京城数尺雪，寒气倍常年，泯泯都无地，茫茫岂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