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两种社会学”是这门学科的一个痼疾，原因是离开能动谈结构，或者离开结构谈能动，都会遮蔽社会学的视野，限制社会学的想象力，导致我们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都是片面的。出路在于寻找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把能动/结构整合到一起，既能保持两者的洞察力，同时又不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

人类明明时注定为自己的悲伤而忘怀一切的生物。就连我们，也会觉得只要自己好就行了，是吧。

然而，只有通过黑格尔，哲学史才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科学，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本质问题：哲学史既不能阐述各位博学君子的庞杂的见解，也不能阐述对同一对象的不断扩大、不断完善的精心杰作，它只能阐述理性“范畴”连续不断地获得明确的意识并进而达到概念形式的那种有限发展过程。

人们对某一原则所持有的抽象态度往往与人们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所持的态度无关。学生是否会在考试中作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为这次考试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不是他自己所宣称的对待作弊的态度。如果态度是关于某项特定的动作，并且动作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那么态度就能很好的预测行为。但是，如果态度指向的对象并不是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就降低了，例如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人和一对特定的中国夫妇相距甚远。

人们似乎有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必须保持两种对立的想法。一种想法是对生活的本来面目持全盘接受的态度，一点儿怨恨也没有，接受人本来的样子。根据这个想法，无所不在的不公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不意味着人就该满足了，因为另一种想法有同样的力量。那就是一个人在他有限的生命里，绝不能对这些不公的事熟视无睹，而必须竭尽全力与其做斗争。这场斗争始于人心，现在该由我让自己的内心摆脱仇恨和绝望了。——詹姆斯·鲍德温

日美最后回合的谈判当然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外务省原意在偷袭珍珠港前一刻，向美国递交一份长篇备忘录，正式中止两国谈判，此举当然与宣战无异。但由于电文过长，日本驻华盛顿要花不少时间解密、翻译及打字，故实际上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珍珠港被袭击后才送出。

让我们谈点振奋人心的事情，就说说约翰·法洛斯吧。1987年的一天，法洛斯在伦敦一家银行的窗口前排队等候办事。这是，一名叫道格拉斯·巴思的劫匪抢到他前面，挥舞着手枪，威逼出纳员交出钱来。法洛斯义愤填膺，喝令巴思”滚开，去队伍后面排队“。队伍里的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劫匪完全没料到这段插曲，只得灰溜溜的空手走出银行，不一会儿就被逮捕了。

让热尔韦博士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站出来呢？这是一个高绩效团队吗？不是刚才每个人都说要尝试一下特别的体验吗？由于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可看，所以我们低头看自己的鞋子，或看着同事紧张地微笑。这些问题的答案着实让人难以说出口，虽然它们就在嘴边。或是出于担心：担心被嘲笑，担心失败，担心被认为不是这个屋子里最聪明的人。或是出于傲慢：我的位置太重要了，不屑于玩这种游戏。“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倾听。

学会用苹果电脑，看到了一种新东西，人生豁然开朗，但距离打开一种可能性还差得远。那需要很多的机会，很多的进步，可能一生都未必赶得上。

他们总是留意，总有无尽的嗅觉，但这一切的结果只是——他们总是还站在原地。所有的差别在于，我渐渐认出了他们，我能够区别他们的脸。

在周人与西戎的军事争斗中，秦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西周王朝的崩溃以及稍后周平王领导下的周王室东迁（以及携王朝庭的终结），秦政权被留在了戎人的茫茫大海之中。由此来看，秦向陕西的挺进与其说是力量的东扩，倒不如说从险境中撤离。（P291）

眼晴陈科全|八岁我的眼睛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装得下大海装得下蓝天装得下整个世界我的眼睛很小很小有时遇到心事就连两行泪也装不下

一个很少得到认可和赞赏的童年可能会来严重的后果。它可能会使一个人无法成长出个快乐的、自我决定的、自信的人格。

在和其他企业携手共进之时，需要注意不能成为关系过于亲密的伙伴，而应该在信赖对方的接触上随时保持紧张感。

犹太社群对德累斯顿的影响和对维也纳的影响一样深远。这座城市因各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而繁荣兴盛，他们很乐于成为这个城市的重要组成。当纳粹禁止犹太人继续从事任何学术研究时，他们非常清楚这么做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内部文化流放，对准这个群体最敏感的神经。从那时起，“非人化”的后续程序就开启了。

然而，伴随着乐队事业的腾飞，四人之间的裂痕也开始越来越明显。米切尔终于和多尔蒂发生了性关系，把菲利普斯气得不行，他甚至还写了首歌表达他的不满，结果这首《我又看见了她》（ISawHerAgain）居然还成为乐队又ー首热门歌曲。

在我的想象中，薄暮时分，河面倒映着晚霞，小船欸乃而行，船桨荡开涟漪，两岸风景后退。要不是大粪味道太难闻，倒也谈得上诗情画意。后来老师教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总会想到我爸划粪船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