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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却没有想到，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不过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的现实。

七月中旬的一日，在路上碰见应伯爵、谢希大，二人装作全然不知西门庆遇事的样子，还问西门庆娶了瓶儿没有。像西门庆家这样一件连蒋竹山都知道底里的新闻，应、谢二人岂有不知之理。作者处处讽刺结义兄弟和所谓的好朋友。不过西门庆对应、谢二人的凉薄也根本不着在意里，仍然和二人一起去妓院吃酒，其并不因此而看破世态炎凉者，只因为自己就是炎凉中人。

盖西门庆将死，当真是数着日子过生活，正要写他每天的活动，才更见得人对死到临头的茫然不知是多么可悲，以及大变突然降临的触目惊心。

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金瓶梅》直接进入人性深不可测的部分，揭示人心的复杂而毫无伤感与濫情，虽然它描写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代表性，但是这部书所呈现的感情真实却常常因为太真切与深刻，而令许多心软的、善良的或者纯一浪漫的读者难以卒读。

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注定了《金瓶梅》不能成为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通俗小说“：大众读者喜欢的，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定是”色情与暴力“——我疑心这只是知识分子的”大众神话“而已——而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伤感与浪漫，张爱玲所谓的”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红楼梦》是贾府的肥皂剧，它既响应了一般人对富贵豪华生活的幻想，也以宝哥哥林妹妹的精神恋爱满足了人们对罗曼司的永恒的渴望。

他们沉沦于欲望的苦海，被贪欲、嗔怒、嫉妒、痴情的巨浪所抛掷，明明就要沉溺于死亡的旋涡，却还在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既看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也对其他的沉沦者毫无同情，只有相互嫉恨和猜疑。

其实人人有情，所谓的“下愚”又何尝不及情呢，只是要看是什么样的情罢了。多数人只知道切身的利害，只能关怀自己和自己的骨肉，不容易对没有血肉关连的他人产生深厚的同情，于是人而与草木同一顽感，同样孤独地生长，孤独地凋零。很少人能够深深体验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的悲痛，至于那能够在死生存亡之际，省悟宇宙长存而人生短暂，从而产生形而上的深悲的人，未免就更少了。（第62回P300）

一个性格有强力的人，一个情感之深刻与暴烈超出了常人的人，便自然会有不平凡的生与死。这种不平凡，也许可以是恶的极致，也许可以是美德的光辉，只是不管是恶行还是德行，都需要一种力，也需要极度的聪明。

我们往往倾向于原谅一个大罪人，而不肯原谅一个小罪人。这里有一个缘故。我们和西门庆、潘金莲，比起和贾宝玉、林黛玉，其实离得更近——如果不是在行为上，那么就是在心理上。绣像本《金瓶梅》给我们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宽容。但这样的慈悲是不够的：它必须被那些几乎毫无瑕疵的、只在少年时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于是，在《金瓶梅》之后，我们有了《红楼梦》。

我们看到人世最大的悲哀又岂止在于生离死别？更在于那眼看着热闹的红尘世界依然旋转、自己却即将撒手而去、无人存问关怀的巨大的孤独。……很少人能够深深体验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的悲痛，至于那能够在死生存亡之际，省悟宇宙长存而人生短暂，从而产生形而上的深悲的人，未免就更少了。

他本可以与我的疼痛保持一臂之遥，一段安全的距离，或者完全远离我。但他一直在卫生间门的另一边倾听着，试图设法照顾好这个新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