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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选到中意的作品，她们学会了解码浪漫小说封面艺术中的意象，解析封底宣传软文中的术语，并一再地选择那些曾让她们读得心花怒放的作者的作品。

浪漫小说超乎寻常的畅销度与以下两个方面有着特别密切的关联：对于其目标受众来说，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也越来越容易获得。

出版业拒绝采用这些高度机械化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这个行业不愿割舍的一个愿景，即出版业是那些真正献身于人文学“事业”的文学绅士的辖地。编辑们忧心，一旦利润成为出版的主要目标，出版商就会拒绝帮助大有前程的年轻作家出版他们的首部小说，因为这类出版物基本上都是亏本的代名词。

女主人公的男性伴侣认可并欣赏她们的大胆宣言——她有权藐视过时的风俗和习惯。这类小说让她们相信，嫁为人妇和养儿育女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失去独立身份。

理想浪漫小说描述重要性爱场景的特殊方式显示，女主人公时常表达的渴望是她们想要成为得到男主人公正式认可的妻子，这事实上也隐藏了一个同样迫切的愿望，即成为他的孩子。[

浪漫小说的结尾向她允诺，只要她成功地掌握了解读男性行为的方法，她就能找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不论是父亲般的保护、母亲般的关爱，还是热烈的成年人之爱，全都将得到完美的满足。表格4.2呈现了这一论点的阐释结构。

阅读浪漫小说让她们生发了希望，为她们提供了情感上的补给，而且还催生了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浪漫小说的作者下意识地使用了文化惯例和固定观念，认为女性的一大特色即是她们全都无一例外地感兴趣于服饰。

假如她之后又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复原能量的话，那么，阅读浪漫小说就会再次显现出它的作用：它是一种合理的补偿方式。因此，在一个让女性产生了需求却又无法予以满足的文化中，浪漫小说的疗愈价值不仅可能存在，而且也很有必要；而这种疗愈的短效性则是女性重复消费它的根本原因。

关于男同性恋的爱情小说（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女性之手，而且受众也多为女性）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亚文类，在电子出版社中尤其如此，其中有些出版社甚至只出版这种类型的小说。

她们的关注点既非糟糕故事的审美性，也非明显千篇一律的俗烂情节，而是阅读糟糕作品在这些女性身上所引发的强烈情感。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